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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讨论人性时要想维护科学的客观性是何等的困难。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那些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教或政治信仰的人，不会仅仅因为某种科学理论否定了这些信仰而轻易改变信仰。 通常他们都会向科学证据和解释提出挑战。 当然，我也不能仅仅通过剖析意识形态上的动机来反击上帝创世论者的主张；那样就会把我置于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用我在第２章中谴责过的方法把达尔文理论看成是“封闭体系”。
需要做的工作是，详细地考虑反对进化论的每一种意见，并表明在现有的一切证据面前，这些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里不是进行这项工作的地方；因为其他人已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①
我不想表明进化论就没有问题；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是完全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所有这类理论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但是在我看来，达尔文关于人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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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尚未有一个重要的竞争者。 因此，对人性的任何充分理解都必须考虑这一进化起源。 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正如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一个世纪来已经做的那样）
，而且我们还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的进化可以解释人性的许多方面。 最近已有好几本书讨论了这种思想的含义。Ｅ。Ｏ。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这位近期的“社会生物学”创始人，已经对这种方法提出了总的轮廊，并且在题为《论人性》（Ｏｎ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一书中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一些特定种类的人类行为——攻击、性、利他主义和宗教。②而其他一些生物学家则既激烈批判社会生物学家的一些科学论断，也激烈批判他们认为是建立在假设的科学基础上的反动的社会和政治见解。③哲学家亦已开始研究进化论，批判它的过分之处，但也承认它有潜在的说服力。④
总的看法是，我们同这个行星上任何其他动物物种一样，有某种遗传成分，这种成分不仅造就了我们区别于其他物种的身体特征，也产生了我们人类所特有的行为，特别是我们那些社会的、受外界影响的行为。先天就存在某些特性，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例如，性行为就是来源于我们的生物特性。 然而，即使这种显而易见的例子也立刻产生问题。 这是因为性行为采取的形式因社会不同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在修道士和修女这些虔诚独身的人身上，性行为的表达则受到压抑。 我们具有一些先天的生物动力，这是肯定的；但我们又是独特的，这表现在我们的行为取决于我们是在哪种特殊人类文化影响下成长的（在一些高级动物物种身上已经发现了一些初级的文化差异，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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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达到人那样的程度）。
因此，洛伦兹和威尔逊这些探究人类生态学或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家，受到一些人的猛烈反对，这些人坚信，除了吃饭、睡觉、性行为等最显而易见的生物学普遍特征以外，人类行为是由文化而并非由生物学决定的。有人认为，攻击或竞争等行为，是人的生理特性中所固有的。持异议者则对这种主张的背后动机持怀疑态度。 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有这样一种危险∶这些主张会被用来为战争和备战之类的社会实践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并把这些主张说成是“合乎自然的”。
而他们认为，如果某些社会特性得以改变，上述这些实践和制度并非不可避免的。 当然同样地，对社会生理学主张的反对意见中，有些很可能具有政治动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必须要做的工作是，努力详细调查支持这些主张的论据。在本书好几处都出现了先天与后天、遗传与环境、天然和培育之间的一般性对比。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柏拉图、马克思和斯金纳都强调社会调节的能力，强调通过改革社会结构和实践可以改造个人的可能性。 萨特在他十分强调个性的早期理论中则声称，我们每个人都有根本改造自己的能力。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则强调这种先天普遍的人性的改造是有限度的。 基督教教义则警告我们，没有上帝恩赐，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改变，即不可能从罪恶这一根本问题中得到解脱。为了了解怎样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更精细的探讨，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威尔逊讨论过的四个问题。第一，性行为不仅造成了社会难题，而且也提出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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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上加以探讨和科学上加以解释的问题。 例如，同性恋引起的强烈反感和社会争议，但它在生理学上也是使人费解的——这种非生殖性的性行为之倾向是如何得以繁衍的？这种现象也对我们有关“天然”的说法提出了挑战。 女权运动也提出了类似的挑战。 近年来，这种运动提出了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男女之间的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先天的、生理的、“天然的”
倾向？
主要为男子服务的各种社会的文化影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些差异？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刚刚开始。 值得提到的是让。 格里姆肖（ＪｅａｎＧｒｉｍｓｈａｗ）的新作，其中有一章是关于女性和人性的。 在艾莉森。 贾加尔（ＡｌｉｓｏｎＪａｇａｒ）
的一篇系统阐述的论文中可以发现更详细的讨论。⑤
第二，攻击性是明显对我们构成问题的东西，因为地球上人种的生存本身现正受到大量核武器的威胁，只要命令一下，这些核武器马上就会爆炸。 但理解和解释这一现象并不容易。 确实正如我们在第９章末尾指出的那样，这个词本身太含糊不清（威尔逊把动物的攻击性归结为７种不同类型）。
而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则假设存在一种总是寻求发洩的具体的攻击内驱力或本能，现在看起来这种假设至少也是太过简单化了。 一种较能站得住脚的见解认为，社会环境起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的遗传基因事先所作的安排，使我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变得相互之间非常具有攻击性。要弄清这些情况是什么，就必须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即社会生物学家所说的“利他主义”。
他们把这个词多多少少地从其一般含义上加以引伸，将它用来描述动物的那种似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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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其他个体生存和生殖机会的行为。 表面看来，如果严格按照达尔文的定义，很难解释任何不针对本人生存、不针对其子女的生存、或不针对带有其基因的近亲的生存行为。 然而，人们为了各种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学校、公司、体育团体、种族的、部族的和宗教的团体、国家——确实明明白白地做了那些包含着各种牺牲程度的事情，甚至包括在战争期间作出了为自己国家献身的这种“最高牺牲”。确实（正如洛伦兹指出的那样）
，最危险的人类攻击，恰恰是发生在特定群体敌对行动之中。 有史以来，部族、种族和民族一直以集体的方式，互相干这种最可怕的事情；每天，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都在增加这种实例。然而，新的事实是，在国家的层次上，科学已增加了我们的军事摧毁能力，以致达到这样的程度∶尽管我们不敢使用这种能力，但我们却始终处在被灭绝的危险中。⑥敌对集团之间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如目前的超级大国对抗才持续了４０年，这用历史的距离衡量并不算长。因此正如威尔逊指出，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是希望。 但是下面这一事实却具有巨大的危险∶从现在起，不管“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技术知识给每一方都提供了不仅能全部消灭“他们”
，而且也很有可能全部消灭“我们”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生灵的能力。米尔格拉姆（Ｍｉｌｇｒａｍ）
令人不安的研究成果⑦，已通过试验证实了经验已经表明的事实∶人们在服从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人物时，会对“其他人”做出对谁都做不出的事情来。 格伦。 格雷（ＧｌｅｎｎＧｒａｙ）对自己战时经历所作的深刻反思，表明了战争是怎么能够把人性最好的一面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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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一面都表现出来。⑧鉴于我们所处的极端危险境地，没有任何东西比更好地认识我们易于发动群体之间的攻击更为紧迫了。这同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即宗教有关。 这是因为，群体之间的敌对行动通常表现出思想意识上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