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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其中的一颗，每天都会有邻居的子弹打到家里面，我不敢让我的孩子出去，即使是白天，因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枪。他说，真的非常怀念萨达姆的日子，虽然同样是穷，但是我们不会挨饿，也不用为安全而担心，至少不会被邻居的子弹打伤或者打死。
抱着这样心态的人在慢慢增多。特别是眼看着自己的生活朝不保夕，有些人开始怀念起萨达姆来了。在萨达姆的家乡提克里克，就在他生日之前的两天，我们到了那里。我们问当地民众怎样看萨达姆，有的人不敢说，而有的人则对着我们的镜头大声地喊着支持萨达姆的口号，尽管美军就在距离他们一百米的地方驻守。在提克里克，到处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支持萨达姆的标语，当地人说，他们相信，萨达姆没有死，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担心萨达姆突然有一天会重新出现，这也是不少当地人不愿意多谈萨达姆的原因。美国人不断地表示，自己不会在伊拉克长驻，一方面让伊拉克人觉得，他们并不是为了长期占领这个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让不少的伊拉克人觉得，到时候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没准，那个时候，复兴党就会卷土重来。
非典型遭遇 本来觉得，SARS离自己很远，因为病毒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正在中东，更多的时候在巴格达。不过很快就发现，即使是在信息不发达、战火硝烟弥漫的巴格达，SARS这个名称也已经让当地人熟悉了。我还记得我在酒店坐电梯，一个当地人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中国，结果他马上大叫一声：“Virus 。”当然他是用开玩笑的口气，但是当时那一刹那，还真的有点被别人歧视的感觉。
临走的时候，和当地的同行道别，结果每个人都说，一定要小心，当心感染上SARS。其实如果你留在巴格达的话，可能更加安全一些。就连我的翻译也说，一定要小心那个病毒。
从巴格达回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曾经是疫区，所以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除了自己要采取保护措施，两个地方也会有很多举措，可能会觉得不方便。不过总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后来从北京再回到香港，要到俄罗斯出差，可是真正尝到了SARS带来的不方便。
我们订的是俄罗斯航空公司从香港直飞莫斯科的机票，凌晨一点的飞机，我们大约十点多到了机场，时间太早，于是我们决定先大吃一顿，然后上飞机睡觉，因为下飞机正好是第二天上午，可以马上展开采访工作。到了十一点，我们来到登记柜台前，地勤人员告诉我们，飞机还在莫斯科。我们知道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旅客人数不足，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飞一次就亏一次的钱。至于什么时候会飞，航空公司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没有办法，为了要赶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代表团到达之前赶到莫斯科，我们当机立断，买了英国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伦敦，然后从伦敦到莫斯科的机票，虽然每张机票要港币一万八千元，但是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时候，距离英航的飞机起飞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登记柜台已经关闭，我们几个电视台，除了有六个乘客，还有差不多二十箱的设备要寄存，不过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非常合作，重新打开计算机，并且通知飞机等我们的行李上飞机。待我们一路急跑上了飞机，刚刚坐下没有几分钟，系上安全带的信号已经亮起。结果我们非但没有大吃上一顿，还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我们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开始分析航空公司为什么这么好的服务。一个同事马上说，你们算一算，我们六个人加起来的机票就差不多十二万，还有一万多的行李超重费，这个时候，航空公司敢得罪我们吗？
虽然我们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但是航空公司因为SARS的原因经营困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我们这些要经常坐飞机，赶时间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头痛的事。
就好像在我们采访期间，俄罗斯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所有从莫斯科飞往香港的班机，于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只能够先飞上海，然后从上海飞香港。两班飞机之间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转接时间，按照我以往出差的经验，只要莫斯科到上海的飞机不晚点，肯定没有问题。结果飞机准时到了上海，大家正准备下飞机，空服人员宣布，上海的卫生检疫人员要上飞机，给每个人量完体温才能够下飞机。只是我们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还是不见动静，我终于忍不住，跑到机舱门口看个究竟，同时也希望能够和对方通融一下，让我们转机的这些人先下飞机。到了机舱门口，看到那些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正在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争执，原来这些检疫人员没有登机证明，所以航空公司不让他们上飞机，而这些检疫人员又坚持如果他们不能够上飞机，谁也不能够下飞机。我问他们，因为我们要转机，能不能让我们先量体温，然后让我们先走，结果没有人理睬我。看我站在那里，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还非常严厉地说，你不要在这里捣乱。
一个晚上没有睡，又担心赶不上下一班飞机，我拿起手机就打电话向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投诉。结果新闻办说，市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要求每个乘客在飞机上量体温，不过如果是民航局或者机场自己的规定，那市政府也没有办法。
坐在飞机上，看着手表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动，倒不是着急坐不上飞机，而是觉得，为什么为了防止SARS，非要把事情搞得如此复杂，而且不顾及别人对于一个城市的看法，如果我坐的飞机来自香港，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来自莫斯科。和这里一比较，我忽然觉得，俄罗斯人在莫斯科隔离中国人的做法也就无可厚非了。
在莫斯科，有十九个中国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为了防止SARS的扩散，莫斯科市政府下令关闭部分社区，结果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哪里，而那些和中国人合作做生意的俄罗斯人也不敢继续合作。走进莫斯科的中餐厅，近来总是服务员比客人还多。和当地的华人聊天，他们说，现在SARS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病毒，而是被看成中国人的一个符号，当中国人背着这个符号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难受。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用已经流于形式的方法进行自我保护，比如在飞机上量体温，或者是要填健康表，如果执行的人不那么认真的话，真的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而如果执行的人态度不友善的话，更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也许是我太敏感，但是我总觉得，人和人之间真的应该用相互尊重的态度，不管是说话的语气，还是表现出的身体语言，以及那些发自内心的东西。SARS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方便，但是如果人们用人为的方式把这种不方便加剧的话，真的很不值得。
人的心态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拿着体温测试器的时候，有的人会表现得好像自己有了操控别人生死的大权似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连带着说话和看人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很无奈，也有点伤心，因为大家已经不得不面对不愉快的事情了，而这个事情并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它，心平气和地面对周围的人呢？
科学家和非典（1） SARS最早是2002年的11月在中国广东出现，不过当时这个病例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太多的重视。
之后，一名曾经治疗过这种病人的医学教授到香港，并且在香港传染给多人，并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通过国际航线，这种病毒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引发这种病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2003年4 月16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的致病原因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在北京采访有关的SARS新闻，让我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接触了一批科学家，当中印象给我最深的，就是毕胜利。
我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室无意当中发现他的，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知道，疾控中心的一名科学家早在2 月18日宣布，在病毒里面发现了衣原体颗粒，不过当我来到这里，才知道，在4 月12号，毕胜利和他的同事们，确定冠状病毒就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元凶。
毕胜利给我的第一印象，除了年轻，还有就是一点也不像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肃的科学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