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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脑住�
毕胜利给我的第一印象，除了年轻，还有就是一点也不像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肃的科学家。我们到他的实验室的时候，他正在和他的同事准备文件，因为在一个小时后，他就要到科技部开会，他需要为目前的研究项目申请经费。而他，在工作的时候，还不忘记倒上一杯红酒。他说，这是他的朋友们，为了庆祝他确定病原体就是冠状病毒而送给他的。
到目前为止，大家知道冠状病毒只是感染脊椎动物，和人以及动物的很多疾病有关系。人类的冠状病毒感染分别属于oc43和229e两个抗原体，它是引起人类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经常引起成人的普通感冒。而冠状病毒感染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主要发生在冬天和早春。而这次科学家们通过和其他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比较发现，非典型病人的冠状病毒是一种变异非常大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在成功地识别了冠状病毒之后，可以进行诊断试剂、诊断方法以及最终疫苗的研究工作。
对于毕胜利来说，确定冠状病毒，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荣誉，虽然他向媒体宣布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结果的时候，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时间还要早四天，但是他遭到的，是来自主管部门的批评。虽然之后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是现在再讲起来，他说他没有任何抱怨，只要证明他是对的，就已经足够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毕胜利总是一副对于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当我们跟着他来到P3实验室，也就是高压实验室的时候，他的一丝不苟显露了出来，虽然我们只是在外面拍摄，他也要求我们一定要穿上鞋套。
毕胜利亲自进入实验室，为的是用他研制出来的试剂，为河北省疾病控制中心送来的八个病人的血清进行重新测试。在这八个病人当中，有五个被当地确定为非典病人，三个疑似病人。之所以要在p3实验室里面进行，是因为这些血清里面可能存在SARS病毒，而P3实验室，由于空气的压力，病毒被压到实验室的底部，然后通过特殊处理之后放出去，安全新鲜的空气在实验室的上部，这样对于在里面做实验的医生来说被病毒感染的机会微乎其微。毕胜利在实验室里面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血清分离出来，并且进行SARS病毒的灭活工作。也就是说，确保里面没有活着的病毒，然后再进行检测工作。
目前检测SARS病人的方法主要就是抗体检测。其中ELISA 方法可以可靠地检测出出现临床症状二十天之后SARS病人血清当中的病毒抗体，而免疫荧光法可以检测出病毒感染VERO细胞十天之后产生的M 免疫球蛋白。
分子检测，通过血液、粪便以及呼吸道分泌物，来检测里面是否带有病毒，不过这样的检测结果可以辅助临床诊断评价，却不能够肯定或者排除疾病的可能。
还有一种就是细胞培养方法，利用VERO细胞来检测SARS病人的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样品，阳性结果表明病人感染了冠状病毒。
不过目前这种诊断方法并不是太准确。当时河北省送来八个血清样本，结果五个确诊病人当中，只有两个被，其他的都呈现阴性反应。
在我们待在实验室的这些天，每天都有人来找毕胜利，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试剂盒。毕胜利说，其实如果只是依靠一个科学家的话，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很难实际运用，因为如果要投入临床，需要一个平台，而他的研究结果，就是由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免费来进行产品开发和制作，这家公司非常的低调，要不是因为毕胜利亲自打电话的关系，我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成功做访问。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地强调，功劳都是毕胜利的，他们只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家公司生产的试剂盒都是免费送到全国各地的病控中心。他们说，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不要讲钱的问题。
科学家的遗憾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坐落在一座旧楼里面，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够相信这里面居然就是进行病毒分离的研究所，不过对于毕胜利来说，这里的条件虽然和他以前曾经工作过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不能够比较，但是这并不是在这次SARS研究过程当中，面对的最大困难。在他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因为不够样本，毕胜利只能够自己和北京市的各大小医院联系，希望能够找到由于非典而死亡的病人的肺部样本，因为只有足够的肺部样本才能够提取冠状病毒。最后帮助他分离出病毒的SARS病人肺部标本，还是他亲自拿着手术刀，到北京佑安医院的存尸间切下来的。他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条长长的走廊，还真的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就在4 月12日，毕胜利从网上看到加拿大绘制成功SARS病毒基因图谱的消息，心情特别矛盾。他说他曾经想过不要再进行研究了，因为别人已经成功了，但是只是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其实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试剂、疫苗、治疗，他不能够停下来。
不过单是依靠病毒研究所的设施，毕胜利知道自己是不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测出病毒的基因排序的，因为这个工作需要大型的计算机组合。这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朋友，华大基因的汪健博士。于是他瞒着病毒所，将样本给了华大。
我来到了华大，现在这里也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走进大楼，迎面而来的是这样的一张时间表，4 月15日凌晨二点四十五分，获得军事科学院无偿提供的从非典患者组织标本提出的冠状病毒，4 月16日十点四十八分到十六点05分，成功破译出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整个过程用了不到悟三十八个小时。
说起华大，我和汪健原来还有一段渊源。就在1999年，在深圳举行的首届高交会上，我遇到了汪健。当时他和一批中国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他们希望推动中国参加全世界的基因排列组工作，但是他们当时的声音在高交会上得不到反响，反而是我死追着汪健做了一个报道。汪健说为了当初的知遇之恩，破例让我在他的公司里面随意采访。
走进华大，我被这里完善的实验设施所惊讶，因为在四年前，他们几乎是一穷二白。而这里，就是破译了水稻四亿多个基因的地方。汪健告诉我，从3 月初开始，他们就想到要进行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样本。虽然最后毕胜利冒险给了他们样本，但是对测序工作来说并不足够。就在他们着急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军科院的支持。事实上，军科院的科学家们，早在2 月10日，就已经基本上断定SARS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艾滋病从发现到分离出病毒用了三年的时间，但这次SARS病毒的确认到基因测序，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科学界的合力攻关。
3 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全球主要实验室协作网。各地大量SARS确诊病例标本的共享，大大加快了协作网实验室的工作进展。而加拿大在发现了SARS基因排列之后，马上向全世界公布。
对于中国来说，在去年的11月已经发现了非典病人，但是不单单在确认病原体的时候走过一段弯路，在病毒基因序列的测定方面也比美国加拿大要晚。当我和毕胜利，还有华大的杨焕明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都显得非常痛心。他们说，因为本位主义，因为配合不好，因为利益的关系，中国的科学家在这次事件里面丢了脸。
因为没有样本，华大只能够依靠自己，这里的科研人员走到了最前线，到医院亲自等候采集样本。
就在测试出基因序列之后，这里的研究人员用了两天的时间鉴定出患者血液当中SARS病毒蛋白质，并且在4 月19号研制出临床一小时检测试剂盒。他们把这些试剂盒免费送到医院，希望能够帮助对方尽快确定测试结果，但是过程并不是那样顺利。
在这里我碰到了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女医生丘玲，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对着汪健哭诉自己的遭遇。目前在北京市有一千五百多名疑似病例，当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用原来的诊断办法都不能够确定，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试剂，帮助这些病人确诊，但是医院方面并不信任他们，总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收集样本来进行自己的研究。丘玲费尽了口舌，还是被对方冷落。
丘玲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虽然我们做的工作不同，但是我总是觉得，在对待这份工作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