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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排队、重庆人却分别有叫法。学生士兵或什么群体部门的集合，叫“排队”，哪怕5个学生或3个兵成一条直线在走在站——是排队；但别的队，如等部等车等送电影院的，叫“站轮子”，几个人是站轮子，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也是站轮子。一天又一天，我发觉小街这儿越来越不对劲：站轮子的人越来越多，红房子的家属也先后出现，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灯下打发瞌睡。人们越到越早。起先我5点钟赶到，总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后来渐渐成了第十几名……终于，要变成4点半起床……再变成4点钟起床……终于，就没有蛋卖了！不过到了那时，买肉已经要站轮子，买豆腐正开始站轮子，紧跟着，节奏快如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买青菜也要站轮子……凡是买吃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吃有关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活下去有关的，都要老老实实站轮子。来了，来了，这回饥饿真的来了。重庆人管它叫“饥荒”。饥荒这时候，一点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来得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穷凶极恶，没等我们从对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回过神来，饥荒便如龙卷风，将每一家人卷出门，卷上街变成各类轮子，卷进一个温饱生死已经难以料测的严峻时代。
那个时代，票证可真多呀！我迄今仍记得起的证，就有粮证、煤证、柴证、菜证、白糖证、饼干证、煤油证……票就更多，仅仅粮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国粮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婴儿，所以还有你粉票，到你粉都供应不出时，就增加一种代乳品票——以上那些证呀票呀，都是用来购买每天要吃要用、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至于想买那些即使没有也能活，不过就是活得有点尴尬的东西——比如能吃的东西像豆腐啦，粉丝啦，海带啦什么的，则有付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东西像火柴啦，闹钟啦，鞋子啦，枕头啦，门锁啦，菜刀啦什么的，就要凭工业品票；抽烟的男人还发一种烟票，关于什么证可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票证，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绝不识字的尖脚老好婆也断断不会搞错了去的。错不得，一不小心搞错了，就有麻烦。比如去站肉轮子，在前后左右的人堆中连夹带挤好不容易，三两小时后终于捱到肉案子前，卖肉的把手一伸：“拿来。”如果那顾客，竟阴差阳错递出张煤票或粮票，卖肉的只说得3个字：“票错了。”便眼皮也不眨随即抬头扬声喊：“下一个。快点快点！”于是，肉轮子就一面向前蠕动半步一面又同情又责怪朝那搞错票的人吼：“还不跑回家换！”或是“住得近不嘛？换回来趁肉铺子没关，赶忙重新站两个钟头轮子嘛！”
除了上学，找大部分时间都在站轮子。因为二哥考入四川大学，已经踌躇满志奔成都，顶着一头黑发读书去了，可可还在幼儿园住着，钟家就没什么壮丁可以出阵。妹妹无论怎么争取，我也坚决不准她上街站轮子，深怕她被人挤了踩了，于是她就在家把洗碗扫地包下来——那正是我平生最感头痛之事。而站轮子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苦差，反正手中有本书。那个时代，我读得最多的是剧本。
妈妈的私人藏书除了数学理论，几乎全是剧本。我先从老舍的《茶馆》读起，然后读曹禺，读郭沫若，读完又读汤显祖、关汉卿……读完中国的读外国的。妈妈的外国剧本比中国剧本更丰富：从埃斯库勒斯到莎士比亚、萧伯纳、莫里哀、席勒、契诃夫……应有尽有。我就一个剧本接着一个剧本读，一条轮子接着一条轮子站，简直感到其乐无穷。
25
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我四哥从广州来时，背上斜挂一盒小提琴，还使根柚木扁担，挑着两个白藤箱闪悠闪悠走进大院……开箱后，我见一头装了满满的书，另一头是对铸铁哑铃。他手上背上的肌肉很结实，是一块一块成板状的。我就很兴奋，问他的理想是不是参加奥运会举重像陈镜开那样夺块金牌回来。四哥却说“不”，说“我的理想是当个诗人，行吟诗人。”
从第一天住进红房子，四哥就喜欢给我背诵诗篇，还特别交待在听他读诗的时分，一定要同时想象诗句描述的意境，说只有由诗句带入意境又出意境薰陶心灵，才能真正欣赏到诗人美好的情怀。我就频频点头。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难听得吓人，带着极为原始的广东腔，我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随即翻译成普通话，所以，往往顾得上词义就顾不上意境，就不但无法欣赏诗人的情怀，反而把自己的神经弄得紧张兮兮的。广州话，我已经一句都不会说，但听起来还没忘光，有时就可以猜得出四哥念的是什么，有时就让我彻底糊涂。比如有一次，四哥带我去嘉陵江边散步，说：“妹妹，你喜欢汽缸吗？”我说我对汽缸一窍不通。他说那是普希金的长诗，诗中渗透一种悲壮而无奈的美丽，就突然把音调压得深沉宽广，那面容慢慢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诵道：“大漏巷，远远地走来一捆汽缸……”
我急急忙忙去想象地描述的意境。大漏巷在哪儿里不管它，但才想到些汽缸不知被谁用不知使什么做的绳缆扎扎实实捆成庞然一堆，空空哐哐吃吃嚓嚓地远远走来，就觉得这场面十分荒诞不经，简直比什么鬼故事都叫人难以接受！就连忙止住他问：“哥是谁把这些汽缸捆在一起的？”“谁？”哥说，“当然是汽缸们自己成捆的！”我就更加糊涂，心想：“自己怎么捆自己？还是些汽缸！再说捆成一堆了，又怎么走路？还要从远远走来！”越想就把自己搞得越苦恼。大概我当时的模样已经十分可怜，我那想当行吟诗人的哥哥就叹口气掏出纸笔，把普希金的诗句写给我看。
天哪！原来是“大路上，远远地走来一群茨岗……”我一把拍掉他手上那张纸就开始笑，拼命笑，怎么也止不下来，笑得肠胃肚皮一起痉挛痛苦不堪。待我死死咬住牙关终于忍住笑时，已经觉得自己快要虚脱……
四哥就把我放上地的背，一级一级去登那溜长长的石梯。我半死不活心有余悸，只好在他耳边软软央求，说：“哥，好哥哥，你今天就别再念诗了，行么？”一路到家果真他就不再念。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叫我为他念诗。
我四哥的枕边总有几本诗集，全是俄国的。他一生崇拜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叶赛宁，就老要我读他们的诗行，他就在一边听着，常常指点我该如何去领会，指点得很细腻……就这样热情洋溢地，就这样南腔北调地，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三个哥哥之中，我跟四哥最要好，无话不谈。有一天我问他，我到底有几个哥哥，有没有姐姐。“姐姐……哥哥……哎，看怎么算法罗！”他说，“你还有个大哥哥……不不，得看怎么算。”见我莫名其妙，哥挠挠头，就干脆痛快地告诉我：“妹妹，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和哥哥姐姐是一个妈妈生的，你和弟弟妹妹是一个妈妈生的。”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没人告诉我？哥说：“可能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认为小孩子不必知道太多。其实，知不知道都没关系。”我想想，觉得也是。“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哥又说。哥说他对生身母亲没任何印象，生他时，母亲正生病，一口你没喂上就去世了。父亲和我母亲结婚后，我母亲一次一次回乡下，将我的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依序接到厂州，托给我的外婆抚养，让外婆守着他们念书。四哥说，他自己的妈妈生了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和他。因为父亲和叔叔手足情深，所以俩人的孩子合起来以年龄序长幼，我应该叫大哥、五哥和三姐、四姐的，乃是叔叔所出。
四哥比我大6岁。因为很迟才从乡下去广州，他入学就晚了，到重庆读初三时，已经快满18岁。
18岁的小哥哥很快就坠入情网，那女孩子跟他同班，就住我们楼上。那时哥哥正准备考高中。
有天在饭桌上，四哥突然说他对书本最有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