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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流亡者社区太需要故事了。
……
天下雨了，做小买卖的行商出不去门了（犹太流亡者社区的雨路总是泥泞不堪的），所有的旅客都待在客房里面，抽烟聊天，或者说命运，或者干脆蒙头大睡——雨你就可劲地下吧！
雨天里，住在“犹太客栈”的旅客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从那座会堂传出来的、湿漉漉的钟声。
挨着“犹太客栈”的是一家肉铺。那里是牛、羊、猪受刑断命的地方。
那里一天天总是鬼哭狼嚎的。那个露天大锅里的水永远是沸腾着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那里的家常便饭。
那个中国矮子屠夫，样子十分剽悍，他杀牛杀羊杀猪，像切豆腐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他浑身都是血，凶狠的脸上也溅着血点子。一层层的沉血，滞在他的屠衣上，使得他的“血衣”厚而笨重。
被宰杀的牲口中，最不安分的就是猪，它拼命地号叫，使得在这里瞅光景的闲人看客，个个脸上容光焕发，充满着亢奋的情绪。
肉铺外面的土地，都被血浸透成了暗红色。
小旅馆的犹太人闲了，趿着鞋，披着外衣，叼着烟卷儿，到这里来看热闹。
要知道，杀戮，是人世间最引人入胜的一出戏哩。
入了夜，肉铺静极了，然而居然从肉铺里，也荡出了那曲《离别》之歌：
别哭泣，别哭泣
迷途的羔羊——
生活总有别离，总有别离。
……
犹太流亡者社区的“四条腿”，是流亡地几条小街小巷，这几条小街小巷的名字，都是以俄国、波兰、法国、英国等国的名人的名字命名的。或者叫塞瓦斯托伯尔斯卡雅街，或者叫华沙街，或者叫果戈理大街。这些大街小巷里都有一些不同风格的建筑，或者是别墅式的，或者是单体公寓式的，也有日本式的房子。
人走进这里，就等于走进外国了。
在上世纪之初，犹太流亡者社区还是一片沼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的犹太人、俄国人、日本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英国人、法国人、希腊人等等，相继流亡到这个地方来。
中国当局就鼓励这些流亡者，在这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园，无论建什么都可以，而且免收一切赋税。这是一种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慷慨。
流亡者的房子大都建在高地上。低处便是沼泽。因此，房子与房子之间又勾连了一些低矮的木栈桥。黄昏落日，这儿的景观也像彩色版画一样的好看。
冬天，落雪了，这儿看上去真是无愧于“中国的小西伯利亚”的称号了。栈桥的木栏杆上，落满了黑色的乌鸦。它们的远处，是那轮将落未落的巨大血日。
我们下面将要讲的那些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别哭泣，别哭泣
迷途的羔羊——
生活总有别离，总有别离。
……
二犹太人的流亡生活
我带着十分兴奋和愉快的心情回到哈尔滨。我出生在这里，并且和全家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我一生中唯一和家人团聚的时期。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哈尔滨生活的经历，都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这次，我的儿子也跟我们一起来祭扫我父亲的墓。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特迪·考夫曼，是他帮我选择了这篇论文的主题，让我从我父母的出身讲起……像许多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一样，我们居住在埠头区（现在道里区的中心部分），离松花江很近。
而我被送到一所希伯来小学，在犹太民族宗教学校里学习。显然，我的父亲想让我对犹太教育有基本的了解，包括希伯来语，这些在他的幼年时代一定也学过。这一点，特别有意思。我父亲不是纯粹的犹太人，他通常不去犹太会堂，然而，他却想让我继承犹太人的传统。
——摘自《从哈尔滨的犹太民族宗教学校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
人文科学院》，以色列人文科学院副院长哈伊姆·塔德莫
比乐街
我的朋友贾先生结婚后，便搬到了南岗的比乐街上，住在他的老泰山家。
先前，贾先生和我住邻居，他住在河曲街。解放前，河曲街叫罗蒙索夫大街。我则住在与之比邻的河清街上。过去，河清街叫涅克拉索夫大街，两条街挨着。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后来，贾先生的父母双亡之后，经街坊介绍，和南岗区比乐街上的一位宽脸的姑娘结了婚。那姑娘的肩、胯骨、臀部都很实。贾先生说，他就看中了这点，欣赏时心中有一种甜蜜的、充实的感觉。
我去过贾先生的老泰山家。那是一个围着板障子的大院。先前，这里住着一对比利时夫妇（只是住一家），有正房、耳房、仓房、煤柴棚、狗舍、厕所和菜窖，院门是一个双扇的木大门。其中的一扇上另有一扇常开的小木门，小木门上还有一个小窗口，有事、来信、送牛奶，都在这个小窗口里完成。
院子里还有几棵果树和几棵丁香树。过去，到比利时人家搞住户登记呀、人口调查呀、送信呀，每次都可以喝到他们夫妇自酿的果酒。
开始时并没有这条街，这条街是这一对来自比利时的犹太夫妇踩出来的一条蒿草道，而且他们选址在这儿建了这幢房子。有了房子，路自然就有了。世界上哪幢房子不连着路呢？而且从这儿去附近的犹太会堂很方便。只是这条街当时还没有街名，国外来了信，就写比利时人的住宅某某收就行了，赶马车的邮递员会准确无误地把信投递到这里。
估计那时候也没有电话，至少这对比利时夫妇家没有。而且，通信在那个时代是优雅且温暖的事，而今的手机也不能与之媲美。
城市逐渐地形成了，新宅新街也不断地涌现出来。有了新街，自然就得有个街名。于是，当时的城市管理人员将教堂附近的街命名为教堂街，将巴罗金家门口的小道命名为巴罗金街（就是现在的巴陵街），将犹太人布鲁西洛夫家门口的小道命名为布鲁西洛夫大街（就是现在的中和街），将那个巴尔干人家侧面的那条小道命名为巴尔干街。
城管人员到了这对比利时夫妇的家，推开小木门上的窗口，说，喂，记住，你们门前的这条道从今天开始叫比利时街了。
城管人员给新街起名时，自己也感到很有趣、很方便，住着哪国人就起哪国人的名字做街道名字就完了，而且邮递员也不会因为有了新街名而搞错。当然，也有避讳，像德国侨民住的地方还不能叫柏林街，犹太人住的地方也不好叫犹太街。于是就换一个名字，或者叫花园街（那个犹太人喜欢种花），或者叫思想街（那个德国犹太人爱思考），或者叫木柴街（那个法国人有个性，院子里堆满了木柴），或叫聋哑街（那个俄国犹太人是个聋哑人）。略一解释，邮递员就明白了。
比利时夫妇回国之后，这个院子里一共住上了三户中国人家。贾先生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只是其中一家。
贾先生的老丈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曾经在苏联待了十多年，然后回国和一个寡妇结了婚，生下了一个身材健壮、但性格极其温和的女儿。女儿长大了，做了贾先生的妻子。
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一日，贾先生到仓房去找一件什么东西，发现在角落里有一个被挖开的洞。铁锹还扔在一旁，洞里有一枚犹太徽章……
贾先生蹲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了半天，然后，用锹将土坑填好，踩实。
问吧，亲爱的
哈尔滨，说它寒冷也好，说它曾是沼泽地也好，但这儿毕竟是一个相对祥和、相对安全，同时又颇为富庶的土地。所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哈尔滨居住的并不全是清一色来自欧洲的那些为了躲避战争迫害的流亡者，以及他们在这里“创造”出来的漂亮的、妙不可言的混血儿，其中也有不少来自长城那边的中国同胞。
流亡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大多是从山东、河南、河北，以及从云贵一带来这里谋生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人挪活，树挪死。”这是针对古训“父母在，不远游”而言的。可是，当时的中国非常不太平，天灾人祸，战火四起，这才让那些善良的老百姓人心不古，背井离乡，踏上了远离故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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