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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孙给仲月楼写去一信：
我决定自杀了！能否先给我写一个挽联让我看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会说，为什么不去劝他不要自杀！仲月楼说，他说要去死，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不能劝的。他从《尚书》里找了八个字：“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孙接到信后果然就自杀了。不久之后，仲月楼也去世了。
但我还是可以看得见，这些人有着何等坚固的内心，何等的气度和风范。古老的传统隐约可见地保留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而这个传统和我们现在接受的，已经完全不同。
你怎么可以想像在偏远的江南，却有着这样的卧虎藏龙。在旁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种菜的老农，身份微贱，却有着不同于人的胸襟抱负。
我的一篇小说《青黄》，就是献给仲月楼的。
普通人心中的高妙
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所有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性命攸关。
从仲月楼这些人的身上，我知道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的很多白领，那些成功人士，过的是完全秩序化、标准化的生活，表面上看很好，谈笑风生，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内心可能是一片黑暗。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很“闷”，但内心可能是一个诗人，有着大的气度。我偏向喜欢这些人，喜欢现实生活中那些真实可亲的人。当然，也喜欢那些爱做梦的人。
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好像叫《平人的潇湘》。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订了亲，后来男的去打仗了，一走杳无音讯，这个女的就再嫁了。后来这个男的战死了，此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她并不是贞烈节妇，因为她改了嫁。最后又来替那个男的收尸，说明她没有忘记人世间的大义。
我相信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心中，会有很高妙的东西。你看一些民工，一个耕地的老农，看起来没有文化，你怎么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呢？他只是不会说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我以前喜欢在作品中建立另外一个秩序，用它来影射生活，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日常生活有很多奥妙，这个奥妙并不需要别样的方法来体现。
陈村： 爱是一切写作的出发点
陈村，1954年生于上海。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入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现任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榕树下网站艺术总监。数十年笔耕不辍，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中长篇小说《住读生》、散文集《躺着读书》、短文集《今夜的孤独》等。
“我从风景开始我的伪作。开始我对一类人的赞赏、思念、厌恶和矛盾心情。开始我的自省和自虐。”
从陈村的长篇《鲜花和》里，读者能感受到一种风格化的写作方式： 简洁、细致、举重若轻、充满巧智。
现实中的陈村似乎也如此。他坐在椅子上，头发奋力向上。摄影师的灯光打在他清癯的脸上，给他的清醒与理智罩上一层温暖的光彩。
他谈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情，无所忌惮地、随时随地地；发表他零星的、机智的看法——或让人一愣，或会心而笑。陈村是有趣的，事事通透。
他有一个八岁的小孩。他会应小孩的请求，在网上寻找时下流行的歌儿，《挥动翅膀的女孩》、《SUPER STAR》，给他听。孩子是成人的天使。有孩子才是真正的“有产阶级”。因为要对后代负责，所以生活得积极一些，“要拿出老爸的样子”。
陈事
吴虹飞： 您们这一代的作家，经历都比较坎坷，很多都去过农村支边和插队？
陈村：
我们这一代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选择多，但我们的前半生是被规定的。比方说我们被规定去当农民，从城里一下子去当农民很失落啊，也没办法，只好写写打油诗。
我们运气还算好，后来都赶上回城了，成为民工进城的先驱。我去过新疆，拜访上海支边青年的家庭。那边风沙大，把人吹得憔悴。当年他们偷了户口本一定要去新疆，火车接汽车，汽车接马车牛车，反正还没到地方许多人就后悔了，都是
姜晓明摄十多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夜晚宿营时哭声震天。但是回不去了，被规定了。那些当年的热血青年，现在全都没有宏大的理想，只希望子女能回去，希望自己老了回故乡上海。
我下去的时候17岁，到安徽的无为县。后来才知道我去的地方不是最苦的。当然最苦的也不是我们，是农民。回城后种种坏毛病又出来了，但存着一点良知：
粮食涨价，只要钱到粮农手里，我毫无怨言。谁不乐意谁自己去种吧。吴虹飞： 您是怎么走上文学的道路的？
陈村： 哈哈哈哈……下次你应该这么问： 你凭什么走上文学道路？
我们那时候很傻的，中学毕业了去插队，闲了也没有什么事做。写字最容易了，拿张纸，拿支破笔，就可以了，比较廉价和方便的表达吧。那时写过一些打油诗和鸡零狗碎的文章，写了给朋友看看。其中的一些后来发表过。吴虹飞：
您从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出版有30多本书。您那时没有精神和物质鼓励，怎么写作？
陈村：
有30本书了，不少是重复的。不是为了什么读者，只是很郁闷啊，只是为了朋友，写个诗写个文章什么的，他们称赞一句，就很高兴。在乡下我们都是废物，插秧和犁田都比不过农民。人家的地种得好好的，我们去瞎掺和，还要分人家已经吃不饱的口粮。最早是写点打油诗，把香烟壳子拆开，背面是白的纸，就可以在上面写诗啊。人要让自己觉得不是废物才活得下去。吴虹飞：
那时您就已经很喜欢看书和听古典唱片？
陈村：
从小喜欢看书，拿到书就很高兴，现在也是，最喜欢的事情是看书。“文革”时候，有一个好处是把好多阶层打破了，抄家了大家都赶在一起，大家都一样。物不以类聚，人不以群分，知识和文明从象牙塔走向民间。我看的画册，听得最多的古典音乐，都是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恶劣环境下的精神养料。人饿的时候，一碗饭可以救命。《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人？岁月？生活》啊，都是那个时候看的。听音乐不许说话，有一个人负责去翻唱片，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轮流去翻面，大家都不出声，感到很神圣很幸福。吴虹飞：
听说您写《鲜花和》写了两年，近20万字，您能谈谈写这部书的情形吗？
陈村：
这书是断断续续写的，中间打断过一回，几个月后再接着写。最后将那些写好的段落合成，把缺口补上。整个故事发生在几天中，为了不太做作，我没标明“第一天”、“第二天”字样。
以后的人，如果想知道那个时代一些人的心情，可以翻翻此书。
吴虹飞： 《鲜花和》封面的导语里写道，“我们的一生就此报废”，其实是有些悲怆的。我很赞同您的观念： 纪念我们的日常生活。
陈村：
无论如何折腾，人的一生总要报废的。在写小说时，我力图让它欢喜一点。大家不是爱引用“在尘埃里开出花来”吗？要开花，在尘埃中也要开花。要有一种“傻乐主义”来抵御生活的沉闷。用我说过的话：
要不失时机地笑笑。吴虹飞： 您是一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