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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块钱，让我回家。我只好回家了。２００１年，又回来工作了。”
“怎么，厂里发善心了？”
“哪里，正好那个时候厂里招了２０多个残疾人，都不是原来厂里的，有的看门，有的做其他事。说是免税，福利也报下来了，说全部是残疾人做，其实只有２０来个，就把我也叫来了。要不是这样，他们还不会要我。”
“你现在能拿多少钱？”
“５００块，是计件工资。”
“你手这个样子，干活岂不是有影响？”
“所以我比别人拿得少，但是有活干总比没活干强点。”
王民翠４５岁，詹云英３９岁，这两个女人始终没有提到如何为自己维权的话题，她们的“一门心思”就是，只要厂里不开除她们，能有一碗饭吃，尽管手已残疾，也心满意足了。不过，从她们（包括她们的丈夫）那个老实的劲头，连说话都很难说完整，我就能想象到，如果她们走到老板的面前，恐怕就更颤颤惊惊的了，是否能说出自己的本意来都很是怀疑。更不用说向老板讨要公道了。
这两个女人呀，是不是闰土的后代？
● 他们为什么如此麻木
在云南昆明市的郊区，有一个护福村，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８００多人，外地到这里来打工、住宿的却有６０００多人，是本地人的８倍，而且还有许多的外地人在继续涌入。同样的情况，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住人口只有５６万，而外来人口却超过了100万。护福村最近出了名，这出名并不是这里有什么显赫的事迹，而是这里成了丢失民工子女的“专业村”。２００１年，这里丢失儿童２３名，２００２年丢失３０名，２００３年则丢失了６７名，２００４年，从春节后开始截止到４月３日，共丢失儿童２１名。
正因为这一点的“出名”，中央电视台曾专门作过专访。《经济半小时》记者孙青、徐胜对２００多个民工子女的丢失作了详细的报道：
昆明对失踪儿童没有统计数字
打拐力度加大解救比例仍很低
究竟整个昆明有多少儿童失踪。采访中，昆明当地的公安机关没有给出一个云南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屡次发生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被拐儿童数量4年达到200名。昆明市公安局在3个月时间里，共派出警力1000多人次，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这些孩子大多是在昆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承认形势确实严峻，也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专项打拐行动。２００３年昆明市“１０８”专项打拐斗争中，当时昆明的警方到福建晋江，和当地警方联手，辗转10多个县市，展开了一次抓捕解救行动。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晋江市公安局民警化装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一个不足１０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地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坐在床边的一个老妇人，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察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这个自称干这行10余年的老妇人给两个孩子分别开价１．７万元和２万元。
独自玩耍的民工子弟第二天中午，在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了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了４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们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民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房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３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童床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他们被公安局顺利解救。犯罪嫌疑人交代，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这些违法勾当。犯罪嫌疑人说一个孩子卖１．１万元。
随后，公安民警又乘机追击，继续进行解救行动。解救的一个４岁男孩叫圆圆。解救他的时候，他正和收买他的那家人在一起。圆圆一年前被这家晋江人以１６１００元买下来的，解救时已和这家人有了感情。在晋江市罗山镇解救出来的男孩子叫乐乐，当时还只有５个月大，虽然还没有被人贩子卖出去，但是已经明码标价——１．７万元。还有一个叫亮亮的男孩是在三明市湖美镇解救出来的。他最后的成交价是２．３万元。这个不幸的男孩虽然只有３岁，但被转手倒卖多达１１次。在这次行动中，昆明、晋江两地警方共解救出１８名受害儿童，抓获犯罪嫌疑人３６名。在3个月的会战结束后，昆明市公安局摧毁了４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４７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６３名失踪儿童。
孩子上不起幼儿园学前班
生活环境恶劣人贩子猖獗
昆明那些丢失孩子的家长，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到了公安机关。昆明警方也多次约见他们，安抚他们焦灼的情绪。可是，面对众多家长求助的目光，警方有时也觉得无可奈何。
就拿官渡公安局来说，他们一年用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费是４０万元，现在每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经费占到了１７万元。但拐卖儿童的案子还是在增加。他们认为，打击拐卖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字就能解决，这里面牵扯到城市在户外打扑克的民工们化的进程、“城中村”管理、民工权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警方在采访中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些孩子特殊的生活环境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家长告诉记者，上学前班一个学期要四五百元，其他的幼儿园一个月要１００多元，他们根本出不起。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都收入不高，而且来源不稳定，全家的收入通常在１０００元左右，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只够温饱，一台不大的电视机就是他们全家最值钱的财产。经济不宽余，他们也很难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当地并没有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而考虑配套相应的公共设施，也没有适应这些孩子的学校，因此，家长基本上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摊点旁边就是孩子成长的地方。拐小孩在这里很容易得手的，有的抱着小孩说，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一颗大白兔奶糖或者一瓶酸奶，小孩子就乖乖跟他走了。
家长疏忽犯罪分子得手
孩子丢失悲剧尚未结束
除了一些现实的客观问题造成了儿童的大量丢失，家长的疏忽则给了犯罪分子予下手的机会。记者在官渡区的几个村子里看到：孩子们都自顾自地在巷子里玩，周围的人都忙着做各自的事情，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
一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根本看不出谁是她的家长。记者询问周围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她的父母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记者不禁有些担心，于是带着她去找孩子的妈妈。当记者确认眼前一位打麻将的女人就是孩子的妈妈时，就更加为小女孩的安全担心。但是，忙着打麻将的妈妈似乎不以为然：“她不会乱跑的，一般都在那条巷子里玩。”
这户人家正是丢失孩子王兴普的邻居，但王兴普一家人的悲剧似乎并没有对她产生影响。
记者还在路边看到一个孩子正在酣然入睡，地点是在王兴普另一家邻居门口的三轮车上，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一下。
就在记者采访王宗灿夫妇的时候，另一家孩子的走失再一次让记者感到犯罪分子的猖獗。孩子就是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１１点左右在村子的一个墙角丢失的，这里离王宗灿家不到２００米。当时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妈妈上楼照看另外３个孩子，１１点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相距不到２０米远的小伙子像往常一样在打台球，一些孩子的妈妈在打扑克，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失踪了一个孩子。就在记者离开村子的时候，路上还有许多孩子在独自玩耍，周围没有家长。
看来犯罪分子在这里非常容易得手，而孩子丢失的悲剧也尚未结束。
来自于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因为连丢失了两个孩子，心痛之下引起了警觉，搞了一份丢失孩子的名单，向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出一个统计，人们才知道这里丢失孩子问题的严重。
公安局人员少加上经费的紧缺、政府措施的滞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