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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
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
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
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埃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他很会扮演诱惑者
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
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
“……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你真是个玩世
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上来：“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
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
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你们每杀死一个捷克共产党员，也就是毁灭德国民族未来希望的一部分，”我不只一
次对博姆说。“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德国民族的未来。”
他摆了摆手。
“如果我们失败了，谁也救不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你瞧，这最后三颗
子弹，我将为自己保留着。”
……这不仅是对这个木偶的刻画，而且也是在刻画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了。
吊裤带插曲
对面牢房的门旁挂着一副吊裤带。男人用的十分普通的吊裤带。我素来就不喜欢用这种
东西。可是现在，每当有人打开我们牢房门的时候，我总是高兴地望着它：我在那上面看到
了一线希望。
他们把你抓来关进牢房，也许很快就把你处死，但他们首先得把你的领带、皮带或吊裤
带之类的东西拿去，免得你上吊（其实用床单也可以很方便地上吊）。这些寻死的危险工具
一直搁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直到盖世太保中的惩罚女神决定了把你押解到到处去做苦工、去
集中营或赴刑场的时候。这时他们就把你叫去，郑重其事地将这些东西发还给你。但不许带
进牢房里去，只能挂在门的旁边或者门前的栏杆上，一直挂到你离开为止。因此它就成了这
个牢房的一个居住者即将被迫旅行的明显标记。
对面那副吊裤带正出现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运被确定的那一天。对面牢房里的一个朋
友，将跟她坐同一辆囚车去做苦工。车还没开，突然决定延期了，据说准备去做苦工的地方
被炸了。（又是一个好的预兆。）车什么时候再开，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
说不定过一个星期或过半个月。对门的吊裤带一直挂在那儿，我见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还
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带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像瞧见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瞅着这副吊裤
带。她赢得了一天、两天、三天……谁知道，说不定会有好结果。也许她多留一天，就有得
救的希望。
我们每个人在这儿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一个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们就眼巴
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个人的命运已被决定，后天就要被枪决。——可
是，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变，一切都是那么不
稳定，谁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明天过去了，几千个人倒下了，对于这几千个人来
说再也没有什么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却继续怀着原来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
生什么事情呢？
这种情绪产生着最难令人置信的传闻，每个星期都出现关于战争结束的乐观的预测，每
个人都乐意传播这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着。每个星期庞克拉茨监狱都在窃窃私语
传播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大伙儿都很乐意去听信这类东西。应当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摒
弃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不仅不能增强人们的斗志，相反地却削弱了斗争性。
因为乐观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寄托在谎言上，而应该靠真理，靠对胜利的坚定不移的预
见。应该在内心抱着这么一个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成为决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获得
这么一天：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
人生是这么短促。而在这里却希望日子过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一
去不复返的、不可遏制地迫使我们接近衰老的时光，在这里却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是多么奇
怪埃明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后天又即将成为今天。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着。
对面牢房门旁的吊裤带仍旧挂在那儿。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里说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审后，他们把我带到下面的“电影院”里。在“四○○号”，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
中午下到一楼去吃从庞克拉茨监狱送来的午饭，下午又返回四楼。但那天我们却没再回到楼
上去。
坐下来吃饭。长凳上坐满了犯人，他们忙着用羹匙往嘴里送饭。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
常情。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骷髅，那么羹匙碰着陶制的盘子发出的
叮当声，就会立即淹没在骨头的脆响和下巴单调的咯咯吱吱的声音里了。然而谁也没有预感
到这个。每一个犯人都极其贪馋地吃着，尽量保养好身体，争取再活几个星期、几个月、几
年。
几乎可以说，天气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接着又平静下来。只有从看守们的脸
上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迹象就更为明显：把我们叫出去整队向庞克拉茨出发。
在中午回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想想看，当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问题弄得疲惫不
堪时，让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去受审，——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埃我们就是这样感觉的。可是
事实上并不然。
在走廊上我们碰到了埃利亚什将军。他的眼睛惊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尽管周围有看
守，他却悄悄地说道：“戒严了。”
犯人只能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传递最重要的消息。埃利亚什已经来不及回答我的无声的询
问了。
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对我们提前回来表示惊奇。我觉得带我回牢房的那个看守比别的看
守更可靠些。我虽然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表示他一
点都不知道。也许是我听错了，是的，这是可能的。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来了，他朝牢房里看了看：“您说对了。暗杀亨德里希。重伤。布拉格戒
严。”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在楼下走廊里整队出发去受审。维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们在一
起，他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中央委员，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
高个儿的管钥匙的人，把一张白色的纸片在维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见纸上写着这样几个大
字：“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ｂｅｆｅｈｌ。”（德语：“释放令。”）那个管钥匙的人嘿
嘿地笑着说：“瞧见吗，犹太人，你总算等到了。释放令。嚓……”他把手指头横放在脖颈
上，表示维克托的脑袋将从这儿飞出去。维克托的哥哥奥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严期间
第一个被处决的。而维克托自己则是一九四二年戒严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他被带到毛特豪
森去了。按他们漂亮的说法，是去当靶子了。
从庞克拉茨监狱到佩切克宫往返的路上，现在成了干百个犯人的刑常在囚车里警戒的党
卫队队员要“为亨德里希报仇”。没等汽车开出一公里，十来个犯人就被枪托打得头破血
流。我坐在车上，倒对其他犯人有好处，因为我下巴上蓬松的胡须能吸引党卫队队员的注意
力，他们老想玩弄我的胡子。他们像汽车摇晃时抓吊环似地抓住我的胡子玩耍，这成了他们
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不坏的受审训练。每次审问看起来是根据总的形
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
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