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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莫一年以后，他们在
她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职业”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
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
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
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一种优质的金属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个木偶，一个有趣的、比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咖啡馆里用钱在桌上敲敲或叫一声：“领班的，收
钱。”突然就会在你身旁出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瘦高个子，像条蜥蜴似的弯弯曲曲地在桌椅
之间迅速而无声地穿过来，立刻将帐单交给你。他有野兽那种敏捷而轻巧的动作，一双锐利
的兽眼，什么都不会放过。
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
“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
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
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
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
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
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
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同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
念，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进行较量。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
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
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
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
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
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
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
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
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
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
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Ａ１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
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
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
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
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
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
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
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
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
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
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
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
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
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
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
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
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
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
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
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
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
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
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
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
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
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
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
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
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
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
的案件中了。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
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显时，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它而谈别的什么问
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
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
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
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并且善于运用它。我
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观看川流不息的人
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
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
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
吗？”
还有一次，在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