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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总下河蹚水，一直溃烂不愈，至今留下个疤。这个疮疤常让我想，这个地名真
怪，大桥，怎么就没个过河的桥呢？
头一次见到死神
题目写出来，像个侦探片，没办法，现在人们是在电影院这种地方才会感受到
一个半小时的恐惧。声明一下这不是侦探故事，现在一提到“健全法制”，一说到
“依法保护公民的权利”，我就想起这件事。这是我读中学时的一段经历，那是文
化大革命刚刚开始……
我那时在四川的大凉山地区首府所在的西昌读高中，那时全西昌地区十来个县
就这么一所高中，算是最高学府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大城市已经抄
家、破四旧、戴高帽、游街批斗了，我们这里还是学习、读报纸、写大字报，没有
出现武装冲突的迹象，只是校园里一条条的绳子横拉坚扯，上面挂满了白纸黑字的
大字报。别说写了些什么，就是这白花花的一片黑字白幡，就让人心里发紧。我记
得那个时期全中国人和我自己的脑袋里出现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忽然传出消息，实验室的实验员自杀身亡了。
他怎么会死呢？他是比我高两届的本校毕业生，学习不错，只是家庭出身不好，
没有考上大学，于是留校做了实验员。这样的留校生还有几个，他们因为没有正式
的中专学历，只好按校工对待，工资待遇都低，每月二三十元，只能鍸口，不能养
家，所以都是单身汉。文比大革命斗的是“大人物”，他怕什么？听说在他死的前
两天，有人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要求学校当局把他送
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就这样他喝了硫酸。
一个人能被“伟大革命运动”吓死，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理解，什么叫“文化
大革命”，“运动”，又是什么阵势，就这么个阵势，真能把人吓死！
不知为什么通知我和三个男生去收尸埋人。我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文
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自动下台了，学校里一切都由红卫兵说了算，而我因为父亲
在省城大学当头头儿，已被报纸点了名，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为什么找到我去干
这事情？学生会学习部该管实验员之死？至今不明白。当然也有人说是考验，说是
信任，说是什么都不像个理由，于是没有理由地，我们进了实验室。
他躺在地上，一张白桌布盖住他。掀开白布，只见他大睁着眼，嘴半张着，不
觉得恐怖，只觉得他可怜而无助的神色，让一张二十来岁的脸上布满了痛苦。不知
是谁想打破这个沉默，他说：“他的最后一次试验，硫酸倒入喉咙，结论是死亡。”
没有人笑。我在想，这是个奇怪的事件：题目——文化大革命；实验课——硫酸与
血；结局——实验员之死。今天的先锋派小说家们会说这是一个寓言、一个荒诞场
景、一个象征。其实这倒是“革命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
现实中的我们都以沉默来表达对小实验员“对抗运动”的愤慨。校方为他准备
了一口薄木棺材，我们要把他装入棺中，然后拉到后山上埋掉。我们四个人，两人
拉着他两只胳膊，两人抬着他两只脚，让他离开了实验室。当我握住他的胳膊时，
胳膊还是软的，皮肤上有一层又冷又黏的体液。我想吐，我觉得死亡正粘在我的手
心里。这个感觉陪着我，走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感觉在我一生中，一说到文化大
革命，就会回到手心里来！
我们在后山一条山沟里埋了他，把棺木丢在沟里，然后把两边坡上的土刨下来
掩住棺木，没有任何标记，连个坟堆也没有。埋了。回想起来，倒像现在警匪片里
的场面，掩盖证据。我们是为谁在掩盖罪证呢？
我们匆匆地逃回学校，带队的红卫兵向上面报告完成了任务，从此再没有人提
起这个人，提起这件事，在那场“大革命”中，这是太小太小的小人物的小事情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死亡打照面。我总觉得他死得太不值了。在此后恶风险浪的日
子里，我知道了“挺过来”三个字，对于生命是何等光彩，哪怕是个小人物。人有
胆怯的一面，我知道在那场风暴中，有的人只是因为胆怯也加入了打击别人的队列
中，如果这个实验员不死，也许会在今后的日子成为另一种人。但我想，他因胆怯
所做的一切，与那些呼风唤雨的野心家不会一样的。那些家伙的心，放在硫酸里也
不会冒个泡。
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会说：生活在一个健全的法制
国家多好啊……
在曹坪的阳坡上有一孔窑洞
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认定为“故乡”的地方，陕北的一个小山庄——曹坪。我
在那儿插过队，也为那儿写过诗，如1980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干妈》；也写过
散文，如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魂牵梦绕》；写过小说，如在《飞天》上发表
的《故人三记》；还有随笔，如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衣食住行》。
但这窑洞注定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几年前，再回陕北，妻子一定要去看我的
旧居，到了跟前，只剩下一孔残窑，里边拴着一头驴。曾住在这孔窑洞里的两位老
人已经过世了，两个矮矮的坟堆就在背后的山峁上，他们还守着自己的家。也许，
这个破窑洞给予我的，就是这块高原能给找的，我才为它写了长诗《干妈》，写了
那么一些文章，将这孔窑洞保留在我的世界。
在曹坪，我曾和北京知青住在一起，那是三孔羊圈改成的知青点。知青点的生
活虽苦，但还是一种降格的“城里人”过的日子，就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干农
民的活，做城里人的梦。快三十年了，在这里和我一道生活过一年的知青，都还记
得他们的名字：朱毅力、王明镜、张桂兰、鄢小园、郭苹、沈宁、范家辉、马德祥
……还有一男一女，想不起名字了，他们当年的模样还记得起来。看来，这是时间
在发出信号，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但经历过的却永远成为一种记忆。我们这
一代人，与这个国家有几乎相同的年龄，骄傲者说是共和国同龄人，更多的是说我
们是“老三届”，是“老插”。无论如何不可抹掉这个“插队”对一代人的影响。
我再回曹坪，知青住过的羊圈窑，砌上石头窑面，变成了小学校。这倒好，让知青
点变成了这个山村的一个话题、一个标记，或许还会是一个传说。
当时我到那老两口儿家里去，是今天的人不太好理解的理由：想彻底改变自己，
换句话说，就是既然不是城里人了，就做个真农民。我在那孔农民的窑洞里住了一
年时间。一个在文革时期受歧视的“黑帮子女”，我十分感激这两个老人给我的一
切，这在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长诗《干妈》，就是我这种生活情感的记录。但我
后来确又主动搬出了这老两口儿的家，重要的原因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
在那个家，我能做到每天吃糠菜，至少有一餐是以糠菜为主。在那个家我成了
全劳力，能于男人干的所有农活，我当生产队副队长就是在这孔窑洞住的时候。在
那个家，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一种极度的精神贫困。
男主人是饲养员，名叫栗树昌，但全村没有一个人叫过这官名，直呼其“老实
人”。我在另一篇散文《魂牵梦绕》里面专门写过他，我说：“他活在你面前的时
候，你几乎可以忘掉他的存在，他存在的方式是尽可能地让你感受不到他活着对你
有什么妨碍。”人们喊他老实人是因为他不与任何人作对，也接受任何现实，不说
话，不发牢骚，那种百分之一百的逆来顺受，最让我无法接受而且恐惧，因为我怕
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的老实人。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和两位老人在一起，他们从没有说今后怎么样，从
没有想过改变一下，一切都这么熬着，过一天算一天地过着。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过
去，他们也年轻过，他们曾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还有了外孙。但他们不爱回忆，
说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没有希望的日子他们是怎样过下去的？
这是一种没有精神内容的生活，如果我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读书，那
么，我也许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一辈子。但我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所以我忘
不了做梦。同甘共苦易，同床异梦难。有时深夜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