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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行人的证明，咖啡店的窗口里传出了音乐声和叫喊声……
总之，敌占区的里加正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我慢悠悠地开着车子。里加城里，不慌不忙的只有胜利者，我的车开得越慢，就越不可能引起怀疑。
我几乎就没有和我的同伴交谈。我不想讲英语，而讲俄语又非常危险。
“到哪里去？”我简短地问道。
“往美沙公园去的方向。”
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公园，很象—片经过细心照料的森林，它是里加市民引以为荣的处所，也是散步、郊游和进行运动比赛的好地方。但是在这战时的晚上，这个公园里却连一个人也没有，如果相信到我那里去的那些姑娘所提供的情报，那么，只是在园林深处架着高射炮。
车子开过了美沙公园。
“现在呢？”我问。
“现在我们两人换一换位置。”我的同伴用俄语说，“这一回让我来开车吧。”
他想钻我的空子是枉费心思！我决定谨慎到底。
“我不懂您说的话。”我执拗地用英语说，“您把我看成俄国人是错了。”
“嘿，您可真能坚持！”他用俄语赞赏地说，于是就改用英语说道，“把舵轮交给我吧，现在得绕圈子，我能来得快些。”
“假如我不交给您呢？”
“您在这里简直就不成，”他很沉着地说，“您不能辨认这里的方向……”他笑了笑，又诚恳地用俄语说：“请相信我吧。”
我耸了耸肩，于是我们两人换了位置。
“现在您要忍耐些，”我这位同伴说，“我们要捉捉迷藏……”
于是，他就在路上兜起了圈子。我们的车子忽而开向这里，忽而又开向那里，很快地开过了一些小村子，而在另一些村子跟前又开得很慢；后来他又一下子从路上拐了下来，就在一座房子的后面停住了。
四外鸦雀无声，我的同伴往路上瞧了瞧——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于是汽车又开动了。
他这样搞了好几次，从路上几次地拐下来，把车停住，等着。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发现后面有人跟踪。
然后，他又开始绕起圈子来了。我们先是在一条路上飞驰，然后又拐到了另一条路上，开到一个小村子附近，又开到另一个别墅跟前，突然，汽车开进了一座敞开着的大门。
“出来吧。”我的同伴急忙说。
我下了车。他把汽车开进了一座开着门的板房，随后他走了出来，把门关上了。院子里空空荡荡。
“我们到了吗？”我问道。
“没有，没有！要等一下。”
但是，我们并没有等多久。
不久，院子里就开进来一台载货汽车。司机从舵楼里伸出头来望了望，发现了我们。司机身旁坐着一个女人，他们两人都用拉脱维亚语和我的同伴问候了一番。
“快，快！”那个司机喊道。
我的同伴向我指了指车厢。
“快上去，”他对我说，“别给别人惹麻烦。”
我们爬进了车厢，车厢里满装着牛奶桶。我们挪开了牛奶桶，坐了下去，就隐在奶桶中间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坐好，汽车就开动了。它绕过了一座小村，顺着大路飞驰起来。
这一回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拐一次弯。
“这辆汽车是干什么用的？”我问道。
“这辆汽车是给里加的军官食堂送牛奶的。”我的同伴冷笑了笑，回答说，“这辆汽车是经过考验的。”
突然，就象那一夜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样突然，司机刹住了车，汽车就在路旁停下了。
“跳下去吧！”我的同伴说。
我们跳到了路旁满是稀泥的排水沟里。
“谢谢！”我的同伴悄声喊道：“一切都好了。”
于是，这辆汽车立即向前急驰而去。
第七章 在松林里
离大道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
时间已经很晚，天差不多都黑了，夜幕已经罩住大地。往往是这样：一旦预料到要有危险的时候，就越发觉得四外死寂无声。
我们跑到杜松丛旁，站下听了听，然后就进了松林。
我的同伴吹了一声口哨。
完全象在剧院里一样，黑暗中不知从哪里闪出了几个模糊的人影。
“一切都好。”我的同伴对他们说：“我把那位同志带来了……”
他没有说出我的名字。
我的同伴这一次讲的是拉脱维亚语。
围着我们的那些人也用拉脱维亚语回答他。
“留个人站在路旁吧。”我的同伴吩咐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挽起了我的胳臂，“现在只好把您的眼睛蒙上。我倒不想这样作，不过我们这是来作客，主人是有这种规矩的。”
我没有表示反对。我想，如果布莱克卷入了这场冒险事件，我要说，他是要干到底的。如果他们打算加害于我，其实也不必一定要我蒙上眼睛。
他们带着我往树林里走去。最初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后来是一片草地……我们项多也就是走了半个钟头。
蒙着我眼睛的布带拿掉了。我觉得树林子里似乎亮了一些。大树隐没在昏暗之中，我们正站在一个窝棚跟前。
我的同伴往窝棚里瞧了瞧，并且问了一句什么。
“请进吧。”他说，然后，他又在我身后用嘲笑的口吻说：“这一回您就得讲俄语了！”
我打开了那扇小门就钻进去了。
窝棚里面只点着一盏不大的煤油灯。但是，刚从漆黑的森林走过以后，这盏灯的灯光就显得特别亮了。这里很象一个普通的窑洞：有一张用木板钉得很差劲的桌子，靠墙摆着几条凳子，桌上有一盏灯，一个热水瓶，还有一个带把的大杯子。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看到了桌旁坐着的那个人：因为我本来认为他已经死在希特勒匪徒的刑讯室里了……
他不是别人，正是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错，这正是我的房主人，在命运使我碰上扬柯夫斯卡亚那天之前，我一直很安静、很舒适地住在他的家里。
他是里加当地的工人，老共产党员，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环境里受过考验，这个人从前和以后永远会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激动地把手伸给了他：“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柴普利斯不好激动。他微微笑了笑，轻轻地握了握我伸给他的那只手，就好象我们只是昨天才分手似的。
“您好，马卡罗夫同志，我很高兴……”
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完：从我们最后见面那次起，使人感到高兴的事是并不多的。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你不知道我还到处找过您哩！”我用一种甚至有些责难的口吻喊道，“咳，可是有个女人却要我不到别处，而是到警察局去找！”
“是，我曾听说您找过我。”柴普利斯说道，“但是我没有办法通知您……”
“就是说，那个女人是……”
“是的，她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柴普利斯说，“但是，她无法认出您是自己人；因为她没有什么根据。而时下是需要万分谨慎的。不过，她做得很聪明。如果您是自己人，那她就是警告您要提防警察局，假如您不是自己人，那您也没有理由指责她，因为她正是要您到警察局去。”
“我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您。”我很坦率地说。
“党是最清楚谁该当在什么地方的。”柴普利斯没有直接反驳我。
“您的家怎么样？”我问说“疏散了吗？”
“妻子和儿子在乡下，住在亲戚家里。”柴普利斯解释说。“我在开战后的第二天就同他们分开了，据同志们说现在他们还算平安。”
“丽达呢？”
柴普利斯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叫阿尔图尔，十三岁，性格恬静，很象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叫丽达，仪表可人，非常聪明，就是性情急躁，是个共青团员，在师范学院读书。
柴普利斯皱起了眉头。
“丽达不在了。”他低声解释说，“我们把丽达留在了城里，德国人大概是占领里加以后的第二天就把她抓去了；当时她正和别的共青团员打算破坏里加的发电站……”
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了……我把手伸给了柴普利斯。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他却轻轻地把我的手推开了，并且把眼睛闭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