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国人来说，是太诱人了。
“这样，您就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了。”爱丁格尔答应了我，并且又审慎地补充了一句，“活动的范围……范围……唔，就在四十到五十公里之内吧……”他又瞧了瞧我，尽可能装做宽厚的样。“我想，您总不会要跑掉吧？”他马上又自己作了回答：“不会的，您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第一，您跑不出去；第二，跑也没意义……”
他深信象布莱克这样水平的侦察人员是不愿退出这场游戏的。
“我还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我很随便地说，“我要告诉扬柯夫斯卡亚，说我是同您一起到里加城外去。”
爱丁格尔没有回答我，却问道：“您有点儿怕她吧？”
我耸了耸肩：“我不太怕她，不过我不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
“布莱克，您可真聪明。”爱丁格尔夸奖我说，“您明白，里加城里还没有任何人敢过问我呢。”于是他又以十分信任的口吻补充说：“这个女人很不招人喜欢，我早就想收拾她，但是庇护她的人势力很大……”
他没有详细往下说。
“长官先生，还有一件小事，”我趁着他现在的情绪好，就对他说：“给我再弄一个证明文件或是通行证吧，如果有人查问，我也好应付。”
“啊，这不难！我发给您一个采访证，您就作为此地报社的画家好了……”
他吩咐属下给我弄一份证明，于是我也没到任何编辑部去，就在办公室里把证明弄到了。
我们这次谈判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爱丁格尔一点点也没有怀疑布莱克的真实性。
见到扬柯夫斯卡亚以后，我就说要暂时到城外去一趟。
“我要用汽车，如果您今天能把车给我，那我是非常感激您的。”
“好吧，车是您的，您有权使用。可是，您准备到哪儿去呢？”
“不远。”我十分简短地回答说，“我想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去换换新鲜空气。”
扬柯夫斯卡亚审视着我：“我不可以陪您去吗？”
“不成。”我断然地反驳说，“您自己说过，布莱克先生是不把一切的秘密都告诉您的。”
她望着我，更警觉起来了。
“这是秘密吗？”她意味深长地问道。
“可怎么对您讲好呢？……”我困惑地说，“我不认为这桩事特别秘密，但是有人要我不告诉您。”
看样子，扬柯夫斯卡亚是猜到了什么，她突然在餐桌旁坐下了——我们当时是在餐厅里——她用手掌支着头，用一种沉思的神情瞧着我。
“喂……”她迟疑地说。我看出她在犹疑，不知怎样称呼我好，“喂……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您……我对您并无恶意……您……您是准备逃跑吗？”
我很宽厚地望着她。
“您可知道，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这是头一次对我提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问题。我如果打算跑，那我就不会对您讲这件事了……”我冷笑了笑，“您太富于女人那种好奇心，看来，恐怕还是满足您这种好奇心才好。我到城外去散步不是同别人去，而是同盖世太保的长官爱丁格尔先生去！”
“可是，那您还要汽车干什么呢？”扬柯夫斯卡马上追问道。
“如果我看得不错，那我以为爱丁格尔先生是要使布莱克和一个他认为是布莱克的一位同事见一次面。”我立即对答上了，“我仿佛觉得，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起着一个诱饵的作用，所以我应当坐自己的汽车去。爱丁格尔只是陪我去……”
扬柯夫斯卡亚用怀疑的目光扫了我一眼。
“如果我现在挂电话问爱丁格尔呢？”她挑衅般地问道，您看怎么样！”
“请便吧，”我很随便地说，其实我根本不希望她同爱丁格尔通气，谁知道他们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又会对她怎样说呢。
她径直走进了书房，给爱丁格尔挂了电话。
“长官先生，我有一件事求求您。”她用一种被娇宠的女人那种调皮的口吻说，“我要请贝尔金先生今晚到餐馆去吃饭，但是他说他要陪您出去一趟。您能否不让他去呢？”
我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瞧着她，其实我心里慌得厉害：我不晓得爱丁格尔会怎样回答她，并且也不以为他会不骗我。但是，想必他是太想把布莱克弄到手了！
扬柯夫斯卡亚放下了听筒。
“还好，您没有骗我。”她很满意地说。但，她生性善变，却突然气势汹汹地喊道：“不过，他要想把我从这场把戏里抠出去那可是枉费心机！”她沉默了片刻，而且显然是要给我眼色看看，又威吓地补充说：“这个爱丁格尔也太独断独行了……好，走着瞧吧……”她沉思默想地摇了摇，“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您要多加小心，不要弄得太过火，还是听我善意的劝告吧。您也许是对这场把戏发生了兴趣，不过，爱丁格尔可是靠不住的。”
杨柯夫斯卡亚没有再说别的，但是我看出来了：她对我和爱丁格尔的接近表示很不安。她保存了我这条命绝不是打算让我逃出她的手掌的。
她走了之后，我往窗外瞧了瞧，她把汽车留在门口了。
她走了之后，我往窗外瞧了瞧，她把汽车留在门口了。
晚上，我坐在窗前。九点钟左右，昨天来找我的那个陌生人在街上出现了。他走起路来异常沉着，从容不迫，结果又使我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只有确信没有人也没有理由被跟踪的人才能那样走路。
莫不是爱丁格尔同我谈话只是为了转移视线，而实际德国人正在对我进行围捕：往预备好的陷井里赶我吧？
这时，昨天来的那个人已经走近了房子，就藏在门口了。
我怕他按铃，就自己出去给他开门：我不愿意叫马尔塔看见他。但是，仿佛故意同我作对似的，当时马尔塔正在前厅打扫铺在门前的擦鞋地毯。
铃响了，马尔塔就开了门。
“请进吧。”她很客气地说，并且躲在一旁，给客人让了路。我们互相问候了一番。
“都准备好了吗？”那个陌生人很愉快地问道。
“仿佛差不多了。”我含混地回答说。
“我们走吧？”他问。
我点了点头，转身就对马尔塔说：
“如果扬柯夫斯卡亚女士明天来，您就说我很晚才能回来。”
“好吧。”马尔塔显得很疏远地说，就从衣挂上摘下了我的大衣。当她把大衣送给我的时候，语气可就变了，她很亲切地说：“祝您一路平安，贝尔金先生，一路平安。”
我和马尔塔的关系是很和睦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宁静的。她干她的，我干我的，谁也不妨碍谁。她给我的印象挺好——总在干活，她对我干的一切并不感到兴趣，但是……
谁敢担保马尔塔不是被指定来照看我的，谁能担保德国人或者是英国人不给她钱，让她适当地监视布莱克先生呢？
“假如有什么急事找我，那可以到‘爱司普拉纳达’餐厅去，”为防万一起见，我说，“不过最好可别对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说。”
布莱克的手枪放在我的一个口袋里，扬柯夫斯卡亚建议我随身携带的关节防护具放在另一个口袋里。
“走吧。”我说。
我们到了下面。
这个陌生人点头指着汽车说：“让我开吧？”
我打开了车门：“您请坐吧，让我自己来开。”
我们坐好，车开了。这时，当我实际上已经委身于这个同伴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倒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密探，既不是敌人也不是特务，而确实是热列兹诺夫上尉……
当然，在生活当中不能只根据直觉判断一切事情，那样就可能（而是非常可能！）在紧要的关头使你上当。但是，也不能完全认为直觉不起丝毫作用；因为有的时候对某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或是厌恶感，能使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一认为我的同伴确是一位苏联军官，我就有些放心了，因此也就不再担心和怀疑，马上就把精神集中到外部的情景上了。这对于一个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街道上开车的人是特别重要的。
时间已经接近傍晚。街上的行人见少了，所有的人都急着回家去。只是一些德国军官大摇大摆地迈着方步，一支巡察队站在一个街角上正在检查行人的证明，咖啡店的窗口里传出了音乐声和叫喊声……
总之，敌占区的里加正按部就班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