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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玩意，Mark杜，那个冬天你死定了。你知道那雪有多厚吗？抱着你跑回家的路上，我们两个摔了一跤。我爬起来你却不见了。后来还是你哭出声我才跳到土坎下边找到你。过来，给姐姐捶捶腰，这是那一跤留下的病根。”
“你没问过母亲，她怎么说？”
“当然问过，她说得是要比艾欣详细。但都无关紧要。她说第二天她去查看了草堆，但四周看不出什么破绽，连姐姐的脚印也给一夜的大雪封住了。百里杜鹃三十八个寨子，前前后后也没听说有坐月子的人家。她们只是从我的襁褓包装来看，我肯定是城里人家的孩子。否则，丢弃一个男婴，在农村，别说二十年前，就是今天也不大可能。但是百里杜鹃数十里没人烟，外乡人谁又有本事把一个刚刚生下两天的婴儿不留痕迹地送到杜鹃小学附近？爸爸看我是个带把的，连夜狂奔进城，打电话到大不列颠老头那儿，我估计约翰伯伯说ok，他听成马克了，否则会给我取这个半洋半土的名字？我原本打算今年艾欣办完画展，一定把自己的来龙去脉摸清——其实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艾欣说假，其间另有隐情。二是父亲在装憨，你不会没听说我父亲年轻时也是闲不住的那种人。可是你看现在，你看现在……”
“安呢？”
“她在看守所。”
“这半年你们是怎么过的啊，Mark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第五章
北京大多数的历史建筑都尽显四平八稳之态。如果用现代建筑的眼光来看，它们似乎代表了农业社会土木工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不管是高啄的檐牙还是每一扇窗棂的正面背面，都毫不张扬地沉淀着谁也不敢小觑的文化分量。历史宛如一根纺不完的长线，仿佛织到这里总是断了又被接上，断了又被接上。每一个时代都无法在这里表现得完美、平整。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博大，看似遥远而又无处不在。哪怕是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风格”饮誉四海的北京大学也不例外。它虽说没有曲阜孔子碑林那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威严，但据说再大的爷，站到北大西门的门楣下，说话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降低几个分贝。他们一旦跨过百年学府的门槛，站在正对着大门的弓式三孔石桥上，两条腿也不由自主虚起来。作为个人，在这座“西勾桥上月初升，西勾桥下水澄澄”的花园中发觉自己的渺小也纯属正常。就是那口浓浓的让整个世界为之悚然的湖南口音在这里也柔和下来，很谦卑地以学子的方式存放在书架上。在北京几乎任何一幢高楼的脸面上都贴有一时俊杰的手迹，那些笔走龙蛇的书法几乎沦落为一种招牌或道具，对这座千年古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文字上污染。好在北京大学看不到这些痕迹。这地方好像过于沉重，想在这儿造次的人低眉回首之间也就打消了主意。就算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纪念堂也收容了个别富甲一方的款爷或被媒体放大的文化个体户，但岁月无情，那些主动搭梯子爬到台子上去的，就算他赖着闹着，轻飘飘的时兴也会拎他下来。三百多天过去了，在北大我花消着母亲源源不断的汇款，三杯老酒下肚便学着愤世、疾俗，一洗在家时的温文腼腆之态。可是一触到北大，我要么王顾左右要么三咸其口。这不单是我本身破绽百出的身份，也是我对历史本身一知半解的苛同。当一种精神，一种风格蔚为大观的时候，那些一时一事的鸯脚绣腿自然只能是点缀，只能是一些支支节节的东西了。我虽然为自己找了个讨厌北大西门的理由，除了年轻气盛的虚张声势，更多是对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种逃避。每次到三角地带旁边的提款机取款，在机器刷刷刷的点钞声中，我都会产生轻微的内疚。有时候在自修桌上两眼无神地望着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我的焦虑感铅块一样堵在胸口。每次碰到那些找不到座位复习的北大学子，我的目光自然而然低垂下来，像是做了某件亏心事。
艾欣远远冲着我微笑，我突然间感觉到浑身上下松懈的肌肉一阵阵舒泰起来，好像卸掉了什么似的。
“男生站成一排，女生站成一排，Mark杜他个子矮，尽量往前边靠。站在后边看不见。”
这样瞎指挥的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年轻人。黑不溜揪的围巾长得好像他随时准备上吊似的，罩着件口袋般的毛线衣，不用看都晓得是冒牌的阿迪达斯旅游鞋套在脚上。如果它不是在蹿上跳下，很难不把它与垃圾箱联系在一起。他挥舞着艾欣交给他的尼康相机，风不时揉乱他的头发蒙住半边脸，我对他在艾欣和我之间安排了几个咧嘴傻笑的陌生人很是不愉快，真巴不得一个闪失，他砸了那部相机。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根本赔不起。而我卡上的钱，再高档的尼康也不成问题。我几乎看到自己偷偷跑去西单买相机送给艾欣的身影。但那厮稳当得很，直到在北大照完了两个胶卷，相机也没有如我所想像的那样忙乱之中往地上掉。艾欣仍然围着那条火红的披肩，丰满的腰身收得恰得好处。她往未名湖石碑旁边一站，姿式还没有摆出来，碎花的呢子长裙就瀑布那般飞舞开了。我涎着脸讨过相机，一次次调试镜头，从取镜框里，我摆弄着艾欣一次次向我走近。我在不同的位置对着她跪下。我差不多碰到她微微嘟起的嘴唇。她很上镜，保持着那些拼命想出名而脸都笑烂的演员也难以做到的笑容。直到旁边有人不知好呆地催促，我才极不情愿地按下快门。而在我的手指颤抖地触动快门的一刹那，我看见艾欣左边的耳垂上仰面躺着粒黑痣。（有一天我慢慢地捻着这粒跳皮的黑痣，仍然能找到当时那种整个人也跟着钻进镜去的感觉。）照完最后一张胶片，我们到湖心岛上围着艾欣四散而坐。两个多小时的游园活动彼此间该熟识的也熟识了，我已经可以不需要理由地挤在艾欣的身边，她和别人争论得花枝乱颤的时候，我偷偷地抚摸着那条火红的披肩，好几次披肩滑落，半栽搭在我的腿上，我总会产生一种莫明的亢奋。似乎整个人也被漫天的幸福所包围。每次艾欣把披肩重新披上，我都忍不住四处张望，真希望风再来一次，再把披肩给我揪下来。好几次我甚至故意掉开脑袋，好像是它挡住了风的来路似的。但每次都是我不注意的时候，披肩掉下来，眼前红光一闪，披肩已经回到艾欣身上。
我不是第一次恋爱，女孩子身上最绝密最高贵的部位我也曾经长驱直入。我在家乡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冷漠小生。从中学到大学都是以孤僻出名。我不知道何以一到北京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雪儿残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一天天变得猥琐，我把过去的种种不是都归之于她不怀好意的诱惑。她就是要让我自卑，让我残缺，让我在艾欣面前呈现不出如玉的童贞。母亲在来信中提到不止一次她在墓地碰到雪儿，除了厌恶，我再没有别的感想。都怪我家住在郊区，埋葬父亲的小山坡平时很少会有别的人爬上去。雪儿的乳房上长着一粒大大的黑痣，我对痣一直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但痣怎么可能长在那种地方呢？当某天晚上在我的寓所艾欣当着我的面慢慢褪去长裙，我不由自主地吐了口长气，从耳朵上的黑痣开始，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吻遍她的全身，最后竟然趴在她身上哽哽咽咽地哭起来。我不在乎身边的女人是否被耕耘，我不在乎在我进入的那一刹那她们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感应，我也不在乎自己能否铁锈一般包裹住她们的心，但我在乎我的身体，我在乎把自己交给女人的是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体。
当我发觉那个口若悬河的混混拖着长长的围巾别有用心地发表他的主张时，我为自己浪费近水楼台的资源去作摸不到边际的空想而后悔万分。在成人世界，示爱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引起对方的兴趣，并持续不断地套牢她的注意力。这个连蚱蚂都熟练掌握的行规我竟然忘却了。如不是安在旁边叽咕若地谈起诗歌就没完没了而艾欣看起来也特别有兴趣，我还一直蒙在鼓里。诗歌说白了不过是诗人的即兴抽风。这番道理，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呀。瞧准个插话的空子，我突然对以若地为代表的多愁善感的诗歌骗子们发表一通事后想起来也莫名其妙的言论：
去年初我去圆明园探访一贫病交加的诗人。她的男人抛弃她之后，离她最近的就只有她自己那张苍白的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