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按理说艾欣大我还不到三岁，但她好像觉得自己比我大半辈子。任何一件事还没有开始她便看得到结果似的，你要说她这种半吊子的女性直觉吧，事态偏偏又往她听预料的方向发展。真要依得她，就算活到老，什么事也不可能发生。对于脱光了她又没有和她进一步发生关系这一点，除了拿酒醉误事来搪塞之外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我不是那种没有性背景的男人，在家乡的坟地上我几乎哪一次都能深入浅出。我能够敏感地察觉到自己一丝一毫的进入，甚而能够从雪儿轻微的颤栗中捕捉到她性经验的形成。可是躺在艾欣的怀里，我却像一只贪睡的小企鹅，懒洋洋地晒着冬日的阳光。而这座城市，每天晚上，有多少男人削尖脑袋也在盘算怎样达到我这样高度的幸福哪！好像自从雪儿抛弃了我，现实生活中我就更加难以把性孤立出来单独处理。每天晚上一个人钻进被子里，我是那样苦心孤诣的幻想着一女人，而当这个女人夹带着我暗地里所幻想的化身大大方方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像犯了大错的太监一样里里外外一齐软弱下来。难道在北京读了几天书让我高贵得到了走路都怕踩死蚂蚊的地步？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假象。它们和某一瞬间突然闪过我脑海的图像无关。我无数次臆想过的乳房直挺挺地摆在我的面前，我自己几乎能看见自己从狂噪转到焦虑再虚弱的泪流满面。我以为这将会导致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结果，可是我已经无力阻止它不往这个方向滑。中午起床我尴尬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乳罩给她时，那种曾经在雪儿身上单纯地燃烧的欲望狂然间回到我的身上。我牢牢地抓住它，仿佛它是被重新找回的宝贝。当时我试着化解艾欣拆穿我昨天晚上的把戏之后所衍生的芥蒂，但艾欣反而气咻咻地推开我，去去去，谁要你勉强。我不好意思再坚持，我暗自叽咕，真是福不双至，看来我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开门让服务员进来收拾碗筷，我站在沙发边给Mark杜打电话，移动公司说他欠费停机。我对着穿衣镜漫不经心地整理毛线衣，随口问菜馆的小工：
“外边还在下雪吧？”
“叔叔，像筛糠一样，满天都在下呢。”
“没那么夸张吧，我看你的头顶上什么都没有。”
“屋里暖和，化了。刚才在电梯里，阿姨还劝我戴顶帽子…呀，差点给忘了。阿姨要你去一趟电梯呢。”女工吐了吐舌头。
“剩这么多菜，倒掉真可惜。”在过道里等电梯，女工说。
我含糊不清的应着。看来得买个微波炉什么的。母亲来信最为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只会用方便面和蛋炒饭招待自己。你是在长身体的人。每次读完她写的信，我记得最为清楚的就是这句话。
电梯在我迟疑的刹那一分为二地打开，女工走进电梯，我站在外面问。“阿姨你找我？”
“进来进来。”她一手按住按钮，一只手向我招呼。我闪身钻进电梯。听她说完原委我暗暗责怪她多事。电梯送我上来的时候她反而显得自己还满有理。
先前到八楼去玩牌的两个女孩大约是没有遇着牌友，便问阿姨这幢楼里还有没有闲人，她回答说有一个天天睡大觉的大学生。但是人家从不沾赌，人家在写小说。那女孩便打听我住在某楼某号，说要来向我借小说看。她一时漏嘴告诉她们。碰巧女工上楼来收拾餐俱，她便请女工通知我去嘱咐我要我自个儿防着，出门在外，能不交际的最好不要交际。
我无聊地依在沙发上，不说还真想听到那两个女孩的敲门声。可惜直到天黑我上床之前，没人敲我的门，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的喧嚣宛若一去不复返的飘雪，更多时候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回忆。而我这种对于旧时光阴的倦怠，像万千朵雪花中的一片，为的是消逝以前，得到一次短短的小憩。但是，我还是被这种看得见的甜蜜浓浓地攫住。我相信经过无数次的退潮，大海便可以见底。于是我打开电脑，给母亲打印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
星期天下午接到Mark杜的电话，算起来一个多礼拜就这样过去了。我答应他晚上正好没事，正想找个地方坐坐，但不是星巴克。在北京我最讨厌的就是两个地方，一是快餐店，另一个就是星巴克。酒吧被奸商克隆得像一群同性恋
，这大约是资本原则上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所驱使。给面包涂上淡红色，让自然光无限度分解，所有的食品都经过保鲜处理，同样的音乐，同样的短裙，乃至每次撤走面前的空杯都是同一种姿式。每当看到它们一律讨乖买巧的店面风格，耳边传来她们整齐规范的欢迎光临先生慢走，我常常会产生一些猥亵的联想。比如，一个靠回头客生存的妓女。
“那你推荐一个地方。”Mark杜在电话中说，“不可能再去湖心岛吧？”
“哎，你问安不就得了？北京几千个吃喝玩乐的地方还找不出一家清秀的？就算是穷人开的酒吧都可以。”
“昨夜你开玩笑。穷人在北京开得起酒吧？”
“都有哪些人，你姐姐去吗？”
“这几天她没和我联系。还以为你们打得火热呢，你这色狼。”
“那就是说只有我和你们一家两口了？”
“什么一家两口！若地的两个哥们和我。上次你见过。昨天，安的父亲从东北来，安像小鸡一样给抓了回去。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险些儿对我动粗，人都气得死——那么我们蹦的去。”
“我无所谓。”
最后我们约定六点钟在滚石对边的小餐馆见面。大家先在那儿把啤酒喝饱。
北京到冬天，时间过得真快。仿佛除了自己一切都在飞也似的逃走。我打过艾欣的几次电话，她的电话都关着。母亲给我寄了一张贺卡，她好像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只写了十几个字，这在往常根本不大可能。大约母亲提前到了更年期吧。我坐在沙发上悲哀地想。往家中打电话，没有人接，我原来住的房间装有分机电话，它空空荡荡的跟着闹，听上去让人心酸。我离开家的第二个月，母亲把佣人辞了，三居室的家该是怎么样冷清呀！母亲不在家，家里就只有原来饲养的那两只乌龟了。放下电话，我长吁短叹，无端觉得生活真的没多大意思。过去所作的种种打算突然间也变得没有意义。从鞋柜里翻出半年多没有穿的大头皮鞋，刚刚给它抹上油，门铃响了。我听到两个女人咯咯咯的笑声。
说来有趣，送艾欣走的当天晚上，我老早上床了，她们俩真的来敲我的门，我穿着睡衣爬起来，她们刚刚到沙发上落座，就笑着指责我这种待客方式不怀好意，说话口无遮拦，像不更事的小姑娘。等我红着脸进卧室披挂整齐出来，那个牙齿白白的姑娘嘻嘻哈哈地说她们不过是一句玩笑话，我就这么认真，怎么北京到处都是靠得住的男人？我干笑着问她们想喝点什么，那个牙齿白得不可思议的姑娘抢着说：“只要不是蒙汗药，什么都无所谓。”另一个女孩各方面都要成熟得多，身材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类，该小的地方小，该宽的地方宽。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她什么也不想喝，只要我把我的裤子拉链拉上就阿弥陀佛。她这么一说，唬得我慌忙低头去照顾我的裤子。她们越发开心大笑。我给她们每人冲了一杯果珍，顺势坐到捉弄我的女人身边。问她。
“贵姓？”
“姓李。”
“哎哟，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
“五百年前不是。现在是。”白牙齿的姑娘插话。她们又忍不住放声大笑。我也只好随声附和。待她跳到旁边沙发上坐下，架起二郎腿。这时我才注意到她顶多二十来岁。岁月特别宠爱她，还没有在她的脸上刻下半条痕迹。弯弯曲曲的头发竭力想装出饱经风霜的样子，可那清澈的眼睛流动间轻而易举捣碎了与她装腔作势的苍凉。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们的身份，如果不是她们这种不拘小节的说话方式，在火车上，在书店，或是在某块公交车的路牌下遇到她，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心旌飘摇。
“你贵姓？”我问她。
“我姓猫。”她的陕北口音很重。
“姓猫？姓毛吧！”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