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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见白色的甬路上，有一条红色的带子，带子看不到两头，也看不到主人，只听见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响。我想，这挂鞭炮，定是那上万头的了。
我认定鞭炮的主人是个有钱的年轻人，烧包、张扬的年轻人。但随了爆响的迫近，出现在我眼里的却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从穿着看，这老者也并不有钱，一件黑色的棉大衣，一顶老式的护了耳朵的棉帽子，一双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布棉鞋。让我更感意外的是他的表情，虽是隔了三层楼的距离，仍能看出他的脸是严肃的，或者说是沉闷的，眼角和嘴角明显地拉下去，见不出一点喜兴，就像是在放一挂丧事的鞭炮一样。今天是小年三十，小年三十有人去世也是有可能的，可人去世通常是要放两响的大炮的，放炮的也不会指派一个老者，且这老者的脸上也见不出什么悲伤。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外面几乎看不到人影子，红鞭炮和黑棉袄，在一片雪地里格外醒目。
我一直看着，直到鞭炮发出最后的爆响，直到那老者蹒跚的身影消失在一座楼房的拐角处。
我想起舍斯托夫在另一本书里说，“你的亲人已经不是亲人，而是陌生人。你既无权帮助别人，也不要指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你的命运是绝对孤独的。”我觉得，那老者定是一个孤独、绝望的人，人可以由于喜兴放鞭炮，同样也可以由于孤独、绝望放鞭炮。
从阳台回到书房，我继续看我热爱的书本。
却有些奇怪，一行一行地看了两页，不知在说什么。返回头再看一遍，还是不知在说什么。
书房里安静极了，只听到墙上石英钟的秒针嗒嗒嗒嗒地响着。
要是冯远在家，就会听到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声音，还有烟火气和饭菜的香味儿。然后他冲了书房喊，开饭了开饭了！
我其实并不希望冯远在家，他不在家的日子是我最感幸福的日子，我可以不按点起床，不按点吃饭，桌上有了尘土也可以不擦，冰箱里没了蔬菜可以拿水果代替，水果没了就嚼饼干，饼干没了……不过，冯远不会让家里少了这些的，冰箱里永远码得一层层的，红白黄绿蓝……五颜六色的晃人眼睛。而我，倒是可能不理会它们，一整天地埋在书里。我常想，吃饭是多么无聊的事啊。冯远的班是这样上的：一天一宿在班上，两天两宿在家里。我们结婚时他是一个青年工人，现在他已经是个老年工人了。我呢，曾经是个小学老师，现在则是大学老师了。一周里我只有两节课，有充足的待在家里的时间。就是说，我和冯远，大半的时间是一起在家里度过的。所以，我喜欢冯远不在家的日子，我喜欢想象冰箱里没有蔬菜没有水果什么什么都没有的情景，那是一种摆脱物质牵累的纯粹，物质一天比一天丰富，但纯粹却一天比一天难寻。当然，这样的话我是从没跟冯远说过的，要是他知道我跟舍斯托夫们比跟他还亲近，他不知会怎么伤心呢。
我真高兴，在小年三十这样的日子，冯远上班去了，一天一宿。往年，三十是要包饺子、贴“福”字、挂灯笼的，还有数不清的琐碎的事情，比如擦洗地板，换洗床罩、被罩，备下初一要穿的新衣服等等。他一上班，三十就是我自个儿的了，我就不必包饺子、擦地板了，床罩、被罩也不必换洗了，新衣服更不必非今天备下不可了，至于“福”字、灯笼什么的，我想着装进纸盒子里给楼下陈师傅家送去，陈师傅家喜欢热闹，既哄了他们高兴，也去了一层牵累。要说，把自个儿的牵累送给别人，这本身就够不上什么纯粹，可若是扔掉，就更对不住姐姐了，姐姐一大早踏了雪路送来，并自认为送来的是我喜欢的“精神”，我不能对姐姐太过分了。
可是，现在，我的目光在书本上，却不知书本上说的什么了。
仿佛是那挂“上万头”的鞭炮，把我的心给搅乱了。
外面的世界和我心里的世界，一向都如天上地下一般，分明而又遥远，可这鞭炮，仿佛是它持续不断的爆响，或是它绵延升腾的烟火，出乎意料地模糊了这两者的界限。
我合上书本，在书房里难以自制地走来走去。我努力地去想，那个绝望的老者，他其实是把一个外在的事件和他孤苦的内心连在了一起，致使放鞭炮这浅薄的外表一下子有了形而上的意味。对，形而上，我的心是不可能受制于形而下的，“心乱”不过是由形而上而来。
即便这样，我也没能很快地回到书本中去，除了像一头困兽一样地走来走去，一时竟想不起做任何的事情。
忽然，一股饭香飘进了房间。
我知道这来自楼下的陈师傅家，一天三次，熟悉而又准时。陈师傅一家三代人住在一起，吃饭就显得格外重要。
冯远说，他最喜欢看陈师傅家吃饭了，一桌子饭菜，眨巴眼的工夫就光了，馒头嚼在嘴里都吧嗒吧嗒的，那个香，那个亲啊。我明白冯远的意思，我和他吃饭，安静得就像是两只猫，一个馒头分两半，他那一半吃完了，我这一半却只咬了两口，桌上的汤、菜，我也只动很少的部分。我和饭菜不亲，他不满意。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去世了，一个儿子也去了国外，饭菜在我这里，愈来愈仿佛一件家常的衣服，每天每天地穿在身上，却从想不起去欣赏它。愈是这样，冯远就愈要站在我的反面，表现他和饭菜的亲近，我不动的部分，他一一都要装进他的肚子里，就是一点菜汤，他也要揪块馒头蘸个干干净净。拿馒头蘸菜汤，其实也不全是和我的赌气，在我的记忆里，这已是他一个多年来的习惯。他曾对我说，他家兄妹六个，加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是十口人，那时候吃饭，总是狼多肉少，菜还没吃上几口，盘子里就只剩菜汤了。看来，他的馒头蘸菜汤，多半是那时候养成的了。不过我也是从那个艰苦的年代过来的，我也用馒头蘸过菜汤，我们兄妹四个，比他们家才少两口人，物质丰富了以后，我怎么就再也没用馒头蘸过菜汤呢？对待书本，我倒有些馒头蘸菜汤一样的亲切，过去的十几年没书看，饿坏了，一本又一本，一天又一天，不把世上的书看完不能罢休一样。这期间，我认识了太多的人，法国的福楼拜，英国的劳伦斯，美国的福克纳，德国的托马斯·曼，奥地利的卡夫卡，俄国的妥思托耶夫斯基……到后来，我已不满足和小说家的交往，开始走进哲学家、心理学家的门户，尼采，荣格，叔本华，柏格森，弗洛姆，克尔凯郭尔，加谬，舍勒，舍斯托夫……这期间，我也同时开始忽略曾经认识的人，我的丈夫，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同事、朋友，甚至我自己的身体。我把自己的身体和认识的人们一样对待，漫不经心，随心所欲，人们还没表现出什么，身体却率先反目为仇，让我三次住进了医院。我倒也没被身体的报复吓住，反在和医药、器械的交往中愈发意识到，身体不过是一皮囊，是一物质，比起那些精神大师，物质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于我的身体，冯远却是比我还要在意，除了经心做饭，还买各样的营养品给它，到了晚上，还要和它共行房事。我有时疑心做饭、买营养品不过是手段，行房事才是目的，便拒绝他的营养品，饭也有意吃得更少，有一次，还把一堆成盒的营养品丁零当啷扔进了垃圾箱。那次冯远真是气坏了，拳头悬在空中，仇人一样地看着我，可最后，拳头还是落在了他自个儿的脑袋上。从冯远仇人一样的目光中，我看出了他对那些营养品的热爱，当然同时也热爱我的身体，打坏了，他还怎么行房事呢？不过那一次，冯远竟是一个多月都没碰我的身体，饭也做得潦草了许多，要不是我主动帮他做了几回饭，他怕都要永远潦草下去了。
那次主动，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身体对精神的反叛，又像是一次情感对思想的挑战。那些天，我一反往日对食物的漠然，忽然非常地想吃油炸带鱼。也由于冯远已经很多天没给做过了，他像是赌了气，带鱼冻在冰箱里碰也不肯碰。有一天，我到底是忍不住了，自个儿跑进厨房，拿出冻得邦邦硬的带鱼，当啷当啷地就放进油锅里了。当然，也不全是为了食欲，还由于在我想吃油炸带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竟想起了冯远的种种好处。想我读书的时候，他总是轻手轻脚的，看电视只开到微小的音量，做饭把厨房门关得死紧，咳嗽一声都捂了嘴巴。想我们吃饭时，他总不时地夹菜给我，刚结婚的时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