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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效率普遍提高50％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人力可以增加一倍。有了机器又有了人，
你说还缺什么？”
他用鞋底擦掉那几个数字，猛一下站了起来。被他的脚踹掉的一堆土，从陡峭
的土崖上急滚下去， 就像一条土的河流。 土粉在下面流个不断，土块和石块在这
“水流”的上面飞跳着朝前滚去，最先落到黄河水里。
“就剩下一个问题了：需要用斯塔哈诺夫精神来工作。可是为了大家能够用斯
塔哈诺夫精神工作，那些干计划、组织、设计工作的人就得首先有斯塔哈诺夫精神。”
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几句话，然后询问地望着我。见我点头，就笑了，露出一
口雪白的牙齿。我忽然觉得他那么像个孩子。
晚上，我把这次谈话补记到笔记上。顺便翻一翻前几天笔记上随便乱画的一些
问题——“曾刚的经验里最主要的是甚么？”“为甚么‘冒险’的人工作最稳当，
而工作‘稳当’的人反而冒着失败的危险？”……忽然觉得好像朝答案前进了一步。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为甚么桥梁队队长罗立正（我相信自
己了解他）不喜欢他手下这个如此得力的干部？
三
不能说罗立正不了解自己的干部，也不能说他不爱才。提拔曾刚作第三分队的
队长兼主管工程师，是他的意思。也是他，一九五三年里接连几次在队部干部会议
上表扬过曾刚，一再提起第三分队对于扭转桥梁队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局面起了很大
作用。他私下跟老朋友谈话中间也表示过，曾刚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正是周维本的
不足之处，虽然也同时表示了对周维本的细心谨慎的推崇。对于曾刚敢于提出一定
见解，罗立正也不完全反对。近两年，罗队长不大好提出自己意见来，在讨论计划
或总结工作的场合，他宁愿等别人提出个意见、方案，然后点点头说“可以”。通
过别人的意见、方案，或者对个别问题提出点修正的意见，总比自己去从头到尾构
思、起草要轻松得多啊。一个桥梁队长又没有个自己的秘书！
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罗队长和曾工程师的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十二
月里一次讨论一九五四年度计划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各科室主任、分队队长相继发言，对计划的某些细
节作了些补充，文字上作了些修正。茶壶里的茶水已经淡得跟白水差不多了，桌上
的纸烟已经抽完，有人在卷烟头了。罗队长正要宣布散会，曾工程师忽然提出个问
题。他把前胸紧靠着桌子，眼睛瞅着烟灰盒说：
“指标，明年的各项指标，是不是都低了一点？”
一下子，会场的空气马上变了，仿佛甚么人一手推开了所有这六面窗子。靠在
椅背上打盹的，也伸直了腰。罗队长用眼睛示意请曾刚说下去。
“这些数字，比咱们实际完成的还低一点，”曾刚手里捏着一本计划，心里怪
不好意思，所以把“一点”说得特别清楚一些，以缓和自己这个意见的锋芒。本来
事先他已经在心里斗争了老半天，可是这次会议和历次的会议的空气一向都那么温
和，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见，事先都能预感到众人好奇的、责备的眼光会多么难受：
“我是说，应该把指标订高点。
就说材料这一项，报上还批评过咱们，不想办法，明年超支要更严重。三分队
的技术人员们说，咱们队造两个桥就整整赔掉一个桥……”
罗立正心里好不自在。他瞅着曾刚的高而宽的前额，好像在细心倾听别人的意
见，心里可在想：哎——，怎么搞的，昨天在下面都跟你谈了嘛：指标高点、低点
有什么关系？大家有多少劲使多少劲嘛。”低点，超额容易点”——这个道理你还
不懂？这对国家也没有多少损失嘛！
经过周主任的解释，计划室主任又说了句“会后研究”，曾刚这个问题没有引
起什么风波。可是这次事件却给罗立正一个警号：曾刚这人在变！
从此，罗队长对三分队和曾工程师就多了一份儿心。果然，不出罗立正所料：
从前，三分队新事儿也不少，一九五四年里可有点特别。从前，罗立正觉得三分队
出的事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比方说，打钢板桩不圆，是全队的大困难，三分队
曾工程师发明了“转盘打桩架”，罗队长从心眼里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报社，请把
这件事给“登到头版头条”；局的领导也拍手叫好。但是五四年里三分队出的新事
好像都多多少少长点刺儿，比方说，三分队学了长春的经验，成立了青年节约队。
别处节约队都是拾废铁，三分队的，却要搞甚么“反浪费展览会”，甚么“要求降
低材料消耗定额”。搞节约，不是队里、局里的中心工作，反浪费，更不在工程局
领导意图的范围之内。这还不说，六月里，曾刚竟给工程局局长写了一封长信，里
面提了一大串建议，自然也少不了对桥梁队的批评。局里三个星期没答复，这封信
竟又出现在部里！
从前，别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曾刚“大胆”，罗立正还不置可否，心里想，胆
大点有甚么不好——多搞点发明创造，成绩还不是整个队的！这回，罗立正才真正
领会了这“大胆”的滋味。隔三岔五的，三分队就打电话找队长。别的分队也打电
话，人家不是请示就是报告，三分队呢，除了请示报告之外总爱提点问题，凡事都
好催、好争、弄得罗立正一听见电话铃响就有点心神不安……
于是，为了防止这种大胆给事业造成损失，就必须加以控制了。审查计划、技
术方案，对第三分队总要更仔细些。如果要求其它分队把技术方案的保险系数加大
百分之二十的话，第三分队就一定得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别的分队提出的数字，明
明是估算出来的，也不追究；三分队的数字，即使经过最仔细的计算，也要反复怀
疑，一再叮问：有问题吧？计算过么？假如一些可有可无的报表、资料、其它分队
不一定要交的话，第三分队就非但必交，而且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内。
器材、机具的供应，一般都是不及时的，对第三分队呢，就分外迟缓一些，催
得急了，就答复说：你们队底子好，先进嘛，差这一星半点的算得了甚么，得发挥
阶级友爱精神，多帮助一下落后的单位呀。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请尽量提”，但为了每一件具体事都准备有具体理由反
驳，除了浩繁的中外古今的技术资料，还有厚得像枕头的各种规章制度可供参考。
要弄清谁是谁非，就得有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决心，而一个人只要还想工作，就下不
起这种决心，——每件事，都得去争论，这种旷日耗时的争论本身，客观上也起着
“控制冒险”的作用。
日久天长，队部与三分队领导之间的关系弄僵了。三分队为了工作的利益，除
了提抗议以外，只有一种办法：一切能够自己负责、自己解决的事，就自己想办法，
少跟队部扯皮。
可是这一来，事情就反而更复杂了：从分队朝总队打来的电话次数减少这个事
实本身，就可以定下“无纪律”的罪名。
等到有一次曾刚在队务会议上与周主任针锋相对地争论起来，拒绝接受过低的
工作指标，后来又把自己的意见一直提到工程局局长办公室的时候，队部里一片哗
然，调度室主任竟把这件事提到“是否反党行为”的高度来加以评论，而且居然有
一两个科室的干部点头称是，主张把问题提到党委会议上加以“肯定”。直到党委
书记出面加以解释，才算打消了这种想法。但这种评论却已经发生影响，有些人从
此就把曾刚看作一个危险人物，了解他、同情他的人，也只能暗暗为他着急，担心。
于是，在队部的一部分干部中间，就形成一种舆论：三分队最难惹，最不好领
导；曾工程师最难打交道。原因呢？简单得很——他这人“太大胆”了。
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连曾刚本人都一再否认自己
大胆。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一再否认自己是大胆的人，说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
都平常得很，算不得甚么大胆。
后来才知道，在桥梁队，“大胆”这个字眼儿是“冒失”、“狂妄”、“鲁莽”
以及“不负责任”等等东西的混合体，有时候“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