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螅业狡笠捣⒄沟某雎罚弥赖囟笊模苛朐谡夥矫娌荒懿凰凳呛懿蛔悖诹朐惫さ募且淅铮苌倏吹椒治龉臼О艿陌咐皇浅晒Π咐饣岳贰＜堑�2001年时，公司曾经倡导以总裁室带头，撰写公司的各方面发展史，一位当时主管公司文化的副总裁曾经建议总结一些失败的案例，以利于汲取历史教训，使联想以后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可惜这个好建议不知为何没有被实行，后来做出的产品史、研发史、文化史等等仍然是光明一片，一路凯歌。联想高层可能认为，将反面案例拿出来似乎暴露了阴暗面，不利于鼓舞士气。殊不知，这些案例，首先是掩盖不住的客观存在，与其从小道传播，还不如正面自揭疮疤，正视失误，以利于不再犯类似错误。其实，很可能正是由于联想自身一些根本性的错误认识一直未得到正视，未得到彻底否定，才导致联想目前的停滞不前。这就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不被“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就不可能有大发展一样。
联想是中国IT界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企业，它的发展在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我从1998年到2003年有幸在联想集团（原联想电脑公司）工作，而且多数时间是在比较核心的部门工作，有较多的机会与联想高层一起共事，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一些重大事件。比如第一次联想研究院成立时，杨元庆与高文开的会；第二次联想研究院成立前，柳总、元庆、贺志强等小范围的会。我始终希望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把这些鲜活的案例写出来，通过这些案例来研究一个典型企业，既不是简单地去赞扬，也不是简单地去指责，而是客观地解剖与分析，帮助公众理解联想，也希望尽可能多地解释一些真正的“联想为什么”。本书最想达到的目的，是通过剖析联想这个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较特殊的案例，来尝试探讨中国IT企业的基本发展思路，供一切对中国IT企业发展感兴趣的人来研究。本书将以联想的技术发展为主要线索，对联想的总体发展战略加以评述、分析、总结。我在联想工作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为了突出主题，我们只能挑选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件来分析，尽管有些事件看似与主题关系较小，实际上是从比较细致的地方反映实况。另外，本书还披露了一些联想的内幕事件，有些是外界所不知的，有些是媒体报道过的，只不过细节不够准确。但是我真正的目的和关注点不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它后面所反映的问题。可以说所有的事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如企业的基因、文化、领军人物、工作习惯等来分析联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又通过联想这些典型案例来反思中国IT企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比较庆幸的是我自己在联想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完全陷到岗位所限定的狭小圈子里，也没有完全被强势的联想文化所同化（尽管我曾三次“入模子”），还一直能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看待各种问题，并以接受西方教育后的特殊视角来分析问题，不盲目否定，也不盲目肯定。我认为这是我能写成此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本书参考了麦肯锡关于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些理论和方法①，也参考了锡恩4C战略框架理论②；我还与汇灵嘉诺培训顾问公司的全体培训师进行了多次研讨，对一些观点的形成大受启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还与众多联想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起讨论过有关问题。在此对所有支持我完成此书的朋友们一并表示感谢！某种意义上，此书是建立在前人理论框架之上，又在众人的智慧融入下得以完成的。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如果书中某些观点和判断不幸被今后的历史事实所验证，那也许是历史的必然；而如果某些观点能为联想高层所接受，从正面来促进联想的发展，使它将来真正发展成为国际一流企业，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李方2004年11月于北京①程嘉树，欧高敦主编：《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②姜汝祥：《差距》，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第1章初进联想第1节留学
办公司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我在国外最后冲刺博士学位时，我太太已经在筹备建立公司事宜了。我回国后，很快就坐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去了。总经理的位子好坐，要把业务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了。我和太太都没有做企业的经验，全凭着一股“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像小孩学步一样起步了。
决定不干公司了，就要找新单位。我当时是希望能把公司的骨干整体端到一个新平台上，继续干这项事业。要找当然就找最有名的公司，一下就找到四通、方正、联想等。接触一圈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当时对这些企业也不甚了解，连企业老板是谁都不清楚。但是惟一有点特别的是，与联想的面谈让人感觉比较亲切，这点成了后来去联想的决定性因素。
在联想集团大家庭里，电脑公司一直被公认是最正规的一支部队。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LAS就像匪气十足的游击队，联想科技公司（LTL，后来的神州数码）像是杂牌军，而电脑公司才是嫡系的正规军。这在早期联想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上看得很清楚。那些叼着烟卷、着装随意的准保是LAS的；另一批着装艳丽、打扮入时的女士很可能是LTL的；而那些整齐划一，不论男女都是一片联想蓝的则肯定是电脑公司（LCS）的。
靠在波音747宽体客机的舷窗上，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在国内短暂停留后，再次飞赴英伦三岛，可是心境是那么不同。1994年3月末的一天，我告别妻儿，只身再赴英国，为的是向博士学位做最后的冲刺，毕竟离那一刻只差一步之遥了。但是此时的心情却很是不平静。离开家人独身闯荡，本身就有强烈的不安定感，再加上论文答辩能否通过还未可知，那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尤甚。
看着我熟悉的黄土地在逐渐远去，思绪渐渐回到5年前，那是1989年4月30日，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总算办妥了去英国的一切手续，乘飞机出国了。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坐就是国际航班，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飞英国中间还要在中东停靠一次，全程要十几个小时，但也没觉得累，降落在伦敦机场时仍然是精神抖擞。可这次是那么的不同，身体感觉很不适。这时中英航线早已改成直飞，才九个多小时就到了，可我在快降落时，觉得头晕目眩，实在撑不住，吐了。
这次回国是为了落实创业公司的事，打算回国创业有一年时间了。那时，我在英国读博士已近尾声，由于我一直是工业界资助读学位的，继续工作下去是可能的。可是我必须考虑我太太的情况，她当年为了支持我，在读完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后，放弃了已得到的读博的机会。因为当时我们的儿子也在英国，两人同时读书是不太可能的。她是学文科的，在英国很难找工作，原来新华社记者的架子使得她又不屑于做小报记者。这样，回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留学生回国并没有形成热潮，而绝大多数国内的人是想着怎么出去，已在海外的想的是怎么留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国家花巨资向海外派送留学人员已达几十万人，其中大多数在北美地区，欧洲较少，当时英国大概有1万～2万人。英国的留学生90％以上是公派的，一个原因是欧洲（特别是英、法、德等）是国家教委长年培养留学生的基地，有非常固定的派送渠道和计划；二是英国在接受外国留学生时定有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果不是公派的，手续上将非常麻烦。这就形成当时在英国主要是公派生的现实。另一个现象是学成回国的人较少。留学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读学位的，另一部分是进修的。前者一般要读4年～5年，而后者时间很短，短到半年，长到一年，这使得后者能留下来的可能性较小。即便这样，这些进修人员也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机会留下来继续读书，或者找工作。而作为长期读学位的留学生则更是少有考虑回国的。其实当时按照国家的规定，留学生学成之后是应该无条件回国服务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新政策，比如说如果公派学生学成后不回国，应将国家几年花在该学生身上的费用还给国家等等。但是这样一些规定可操作性很差，致使这些限制性条款形同虚设。大多数留学生读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