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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美国人几年前就在英国的纺织厂里传播消息，说有技术的人在美国大有发展机会。可是英国海关却看得死死的，英国技工有此心也无此可能。终于有一个叫斯莱特（Samuel Slater）的年轻人听进去了。他在纺织厂当学徒，用心地把所有技术细节记在心里，却不动声色。就在华盛顿就职总统的这一年年底，斯莱特学徒满师，他悄悄地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连自己的母亲都没有告诉。海关登记的时候他说是农田粗工。
华盛顿总统当然并不知道他的到来，他却和所有美国人一样，知道华盛顿身穿粗布制服宣誓就职的含义。美国立即向他提供了机会：罗得岛州一个叫布朗的商人对斯莱特说，听说你会造织布机，那么我出钱你来造，成功了利润归你。斯莱特就凭着脑子里默记的资料，用一年的时间，造出了美国第一台会运转的织布机。从此，美国生产的棉花羊毛可以自己加工了，美国掌握了高技术。
现在美国的布朗大学就是以这位有远见、有气魄的布朗先生名字命名的。
1833年，美国的第七任总统杰克森专门拜访了斯莱特。这位戎马生涯的总统恭恭敬敬地称斯莱特为“美国制造业之父”。从华盛顿到杰克森，美国总统们都明白，在世界各国纷纷走上工业革命之路的时候，竞争规则非常简单：谁制造谁强大。制造业是衡量国力的标准。
可是，那一代美国人还知道，竞争规则并非永远不变。等到有朝一日全世界都会制造的时候，谁最强大由什么来决定呢？
二
世界上第一台手提电脑属于谁？要是有人说是两百多年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人们一定会说这是无稽之谈。两百多年前，连电灯都还没有发明出来，哪谈得上电脑。不过，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托马斯·杰弗逊因起草《独立宣言》闻名，后来被选为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以提倡平等和民主而载入史册。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家，现在成为旅游参观的热点。到这个地方参观过的人，都会对这位大政治家的小玩艺儿留下深刻印象。这位一辈子从政的人，是一个兴趣广泛，极喜欢自己想出一些新鲜玩艺儿的人。他家客厅的双开大门，两扇门会同步转动开闭，是他自己在地板下安装了连动两个门轴的装置。地下室厨房里做好的饭菜，通过升降梯送到楼上餐厅，这个装置我们在饭店里司空见惯，却是杰弗逊第一个搞出来的。他改造了自己家墙上的钟。装上了一个垂直移动的指针，用来指示星期几，可以说是世上第一个日历钟。他一辈子写下大量书信文稿，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复写纸，他是使用一个特殊的复写装置，能够一次得到两份一模一样的书写稿，所以他写的信，自己都有一份底稿。
他大半辈子的时间搞政治，曾经出使法国，后来还当了八年总统。因为经常要出门，他发明了一个手提式的写字台，提在手里是个手提箱，放下一架就是一个写字台，翻开来就是他自己喜欢的纸，小抽屉里有墨水瓶、鹅毛笔，还有削鹅毛笔的小刀。侧面的抽屉里有他日常用的小用品，还有一个政治家必用的封蜡和封印。总之，箱子虽小，当年一个绅士在书房里需要的东西却样样俱全，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他都能有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样一个小箱子的功能，两百年前就相当于今日的手提电脑。
这些小玩艺儿，现在我们看来都很简单，不值一提。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说明了美国立国先贤们对创新之重要性的认识。
杰弗逊和华盛顿总统，是对创新发明非常重视的第一代开国者。在美国革命的动荡岁月里，两个人都没忘记抽空向英国和欧洲大陆订购花种菜籽，写信给家里关照不要错过了播种新品种的季节。两个人对于新品种都有异乎寻常的热情，退休以后回到家，都一头扎到田间草地，侍弄新鲜花草。杰弗逊还改良了一种犁铧，得到过国际组织嘉奖。
当华盛顿担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的时候，他请杰弗逊担任国务卿。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是英国，制造业中心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美国只是偏远落后的农林产品输出地，向欧洲出口棉花、木材、烟草、大米、羊毛，几乎所有工业制品都从欧洲进口。第一代美国领袖知道，虽然美国有资源，但是如果它不制造，它就永远不是一个强国。谁制造谁强大，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铁律。为此，美国必须广罗技术人才，有人才才会有自己的制造业。从此开创了美国特别优待技术人才的传统。至今为止，美国人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美国必须是全世界给人才以最好条件的地方。什么地方给人才的条件比美国好，美国肯定会提出更好的条件，超过那个地方。
1790年，华盛顿就任总统的第二年，他就指令杰弗逊，尽快确立专利保护制度。就在华盛顿总统任内，杰弗逊一手操办，美国通过了保护创新和发明的专利法，从此美国成为世界上保护创新最严格的地方。很简单，这就是美国为人才提供的最好的条件。
两百年后，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移动。不过三十年前，我们还在说，哪个国家钢产量最高，哪个国家就最强大。不知不觉，美国的很多钢铁厂却搬到了第三世界，而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钢铁大国，还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但同时美国则制造业大为缩水，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竞争的规律，不再仅仅是谁制造谁强大，更重要的是，谁创新谁强大；谁具备最新最好的技术，谁就最强大。我们中国人，似乎应该由此记取一些经验教训。
第二辑 各有一番风景
我没有做过考证，不知道当年第一个把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翻译成中文的是谁，不过我可以猜想，这一个“党”字，一定费了一番斟酌。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过洋人的这种“政党”。用这个“党”字，可能是无更合适的词可以套用而采用音译的方式，也可能多数不通洋文的国人更不知其为何物。一个“党”字勉为其用，从此种下百年中国政治家误解西洋政治的根子。
中国人从来就有“党”——“乡党”、“朋党”、“会党”。一群人聚在一起，或声气相投，或利害相顾，民众之结党，相当于刘关张桃园结义，喝鸡血酒，拜把子结兄弟。有这样的“党”，反映了个人在社会上的不安全、没着落，结成一伙才好做事情。这样的“党”必定是内敛的，进则有门槛，须得经过考验，过火，插过刀，一旦进来就是自家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所以也就有了“结党营私”的说法。
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东西文化也曾有它的相似性。在社会演进的进程中，个人都遭遇过残酷的竞争。为了更容易地生存，欧洲也有类似的“拉帮结派”记录，从行业的帮会到黑社会组织，几乎遍布世界的共济会就是其中之一。共济会也传到美国，在美国一度实力雄厚。不仅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共济会成员，美国独立战争还曾得到共济会的有力支持。
正由于看到过帮派，也看到帮派可能产生的危险性，美国的立国先贤们在政党问题上特别警惕。认为拉帮结派之风气一开，祸害难以估量。因此，美国立国之初，是没有政党的。托马斯·杰弗逊当时说，如果必须和一个党一起才能进天堂，我宁可永远不进去。乔治·华盛顿将军在独立战争一结束，就解散了军队。退伍军官们组成个辛辛那提俱乐部，公推华盛顿为名誉主席。
1787年5月华盛顿动身去费城开制宪会议，特地托病避开俱乐部活动，将军不想让人们看到他身边有个亲近的小圈子。
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政治之所以经常败坏人性，和人们在政治中拉帮结派有关。他认为，单独的个人都有一定的道德要求。独立的个人，须对自己的行为主张负责，更容易有道德心。但是，当一些人结成宗派，就会人为制造虚幻正义，把个人的自私，在虚幻正义下掩盖起来，互相提供行为正当性的保证。所以，小宗派的道德水准，通常低于个人道德。单个好人，会在拉帮结派中放任自己的私心，甚至做出坏事来。
费城制宪会议，开创了在一个幅员辽阔而分散的大国，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先例。互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针锋相对的观点得以妥协，为此后的美国放下了第一块制度基石，被后世称为“上帝亲自干预的会议”。究其成功之原因，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