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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棋子，经常要随风而动，强调传统的承传没有错，偏重于反映现代也没有错，一样都是需要。只是单纯的顾月珍心里只有纯之又纯的感情，《白毛女》是她的初恋，现代戏是她永远的情人，一个心眼死心塌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整一个时代的单纯啊！有一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像母亲这样的旧艺人，旧社会里只知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代变了人也变，但母亲的单纯是不会变来变去的。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可笑，人生哪能把想见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作为目标？哪能为捍卫一条路线当作行为的准则？上个世纪属于政治，这个世纪属于经济，这就是潮流和世风。我这个当初的青年，以为支持了母亲就是支持了革命。我曾给上海市监委写过一封信，结果是使母亲本来就不平静的日子更添一层霜。但是她从不说，只有弟弟揪心的责问：“阿姐，你为什么要写信？”
为什么？我以为可以帮助我那无助的母亲！我以为可以相信组织，但哪里知道“组织”会把信一级转一级，直至转到母亲的顶头上司那里，结果“上级”还以为是母亲唆使我写的。我望着服药后渐渐安静的母亲，泪如泉涌。母亲的眼帘徐徐地合上了，然而在眼角又淌出一条泪的小溪，我用手绢去擦，发现母亲的嘴唇在翕动，把耳朵凑近她的唇边，听见了含含混混却又清清楚楚的几个字：
“孙绍策不是人！不是人！……”
字音轻微，吐出的憎恨怨毒丝丝缕缕布满了整个卧室，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感受过的沉重和悲怆。我睡意全消，关闭了灯，让母亲安睡。我想，我的母亲可是从来不会仇恨一个人的啊！三年前的旧事重又浮现，孙绍策为何要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看外国的《金瓶梅》呢？寒意像一条长虫蹿上了我的后脊，从头到脚的冰凉，全身打战……
1965年我已分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那一年我和小程结婚了。母亲说等过了年以后携弟弟北上为我补办仪式。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突然收到上海寄出的一张高额汇款单：一千五百元。母亲在汇款人留言中写下了祝福。母亲来不了北京了。她成了执行文艺黑线的代表。弟弟信中说家被抄过了，仅存的三两黄金也被抄走了，客厅被封了，母子俩窝居在一间卧室里。收下吧，按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与母亲划不清界线；若退回去，那便作成了母亲转移财产的罪名。我真害怕连累了“根正苗红”的小程，可是他却说，如果还没有结婚，或许会重新考虑，但此时已成为连理枝比翼鸟，就要共患难。这时他还在北外学习，借着大串联他溜到上海，把一千五百元放到母亲掌心里。
不是去划清界线吗？可到了那里，小程忍不住天天去陪她。站在母亲面前的是一个瘦瘦小小的看上去一风都能吹倒的单薄的男孩，但也许心灵的力量与体魄无关，勇敢的关爱是灵魂最不堪重负时候的阳光和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被国家培养了二十年的北大高材生，第一次运用自己的才学不是为建设服务，而是帮助岳母写检查，字斟句酌地想如何能够过关。能够过关吗？不能。“检查”写得再好，也只是检查而已。灵魂触及得再深，造反派也不会认可，大势如此。个人，充其量只是烈日底下的一滴水。试想，一个堂吉诃德能阻止风车的狂转吗？离别时，母亲亲手替小程穿上了一件簇簇新的中山装，无限依恋地对这个依然是一身乡土气的山西女婿说：“侬真好。”
事后才知道，小程去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劫后余存的只有弟弟裤兜里的十元钱和母亲钱夹里的四角钱。我如何能想到本想与母亲划清界线的一千五百元竟成了母亲和弟弟的活命钱。
钱啊钱，到底有什么用？旧社会演戏为谋生，为攒钱，有钱就有安全。新社会，母亲演戏为养团，几乎散尽了所有的积蓄，哪知道维持生命依然离不开钱！
那个年代，“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并或多或少地溶解于每个人的血液里。“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母亲依然像个不谙世事的学生那样单纯，党支部开会，她问：“运动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诉我吗？我也是党员么。”几天后，她才发现所有矛头对准的是她。1966年我为了帮助母亲，寄了一张大字报给努力沪剧团，以为是帮助了挚爱革命戏的母亲，但哪知我的大字报在努力沪剧团贴出不久，我们报社就收到了一叠大字报，揭发我保母亲顾月珍。大字报布满了报社一条走廊两边的粉墙，使我瞬间出了“名”。接着，我从革命青年的队伍里被“清”走了，先是去给大串联的学生当火头军，后来便是优先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农场。我曾借出差的机会回上海，每天望着母亲带着耻辱，带着创伤，带着欲哭无泪的悲恸回家。我殷勤地帮她宽衣、洗漱、服安眠药，看她依稀睡去。我多么想，多么想用头颅去叩击巨大的风车，然而那满墙满院的大字报挤压出我灵魂深处的胆怯，我不敢过问母亲身处的逆境，唯恐一旦触及引出她更大的伤痛。其实“引出”才是对的，发泄和倾诉虽然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却是能通过沟通减轻心灵重负，能帮助她抗住外部世界的高压，坚持到狂飙逝去的一天。
出差总有归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时母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肩头，问我：“侬工作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吗？”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3）
母亲又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吗？”
我思绪纷乱，三言两语如何说得清这一切，我又稀里糊涂地点点头。
孰料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苍白的两颊升起两朵红云，枯涩的双眼渐渐闪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熠熠光彩。她的话清澈如泉情浓似酒：“阿波囡，侬要记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是顶大顶大的幸福！”
母亲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像是穿透了浓雾密障，看见了北京城，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傻了，我呆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母亲会这样理解“幸福”，要知道，她每天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日日处于被批斗的泥淖，依然不忘一生所求的三大愿望。我的眼泪哗哗地下来了，我分不清是为母亲还是为自己……
回到北京，我也因借出差回家探视母亲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为了表明革命立场和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卡断了对母亲和弟弟的供养，甚至中断了平安家书。我能原谅自己吗？不能！此后便成了我永远的一块心病，良知总是在我灵魂安宁的时日来啮噬我。
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能像一根木头那样折断吗？不，永远不会。亲情像藕，哪怕是被快刀一刀切断了，依然丝连着丝，丝丝缕缕的根存在于血液里。1969年严冬弟弟来信，说家中已无可典当，无钱购买御寒的衣服。若非山穷水尽弟弟不会告急。这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速速寄上一百元，至于“界线”“立场”，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弟弟来信告诉我，母亲穿上了新买的棉毛衫裤。我的泪水长流，我的心永远疼痛，我自责自己的自私，自责自己的懦弱，我总想弥补，弥补对母亲的亏欠。忽然间一纸电报“母亲病危……”
1月14日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暮色苍茫中，弟弟的身边站着父亲，伛偻，萎黄，几近槁木，昔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我强压酸楚，急急要求直接去医院看母亲。他们一齐缓缓地说：“天黑了，回家放了行李再去。”我说：“我没有行李，随身只一个小包，先去吧。”他们又说：“探视时间已过。”还是执拗地拉我回家。
我看看弟弟再看看父亲，两张麻木的脸，像木偶，像演布袋戏，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那么虚虚的。等走进石门二路卡德公寓402室的顾宅，弟弟的泪珠一串串落下，劈劈啪啪砸向地板，爆裂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姆妈死了……”
我晕眩，我痴傻，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见弟弟的嘴唇在翕动，弟弟吐出的声音纠结成一团团一球球惨白的冰雾，砸下来冻僵了我的心，冻结了我的泪。我冷，我怕，我战栗，白茫茫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为何，父亲和弟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厨房，推开通向后阳台的小门，弟弟指着一只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