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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他拖过一把椅子稳稳坐定，欣赏我的窘态，唇边荡开得意之花，微微压低嗓音：“怎么会呢？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只知道人生三件事：入党，进国营，演戏给毛主席看。”
他说的是事实，但以一种揶揄的口吻说直让我有些受不了。我猛地甩出一句话，自以为是一发炮弹：“您怎么知道勃朗特姐妹？您一定看过她们的书！”
孰料，他笑声琅琅，洞若观火：“最高学府的大学生，你别挑理。共产党人要批判旧世界，就要了解旧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说是不是？”
我不能容忍他言词中嘲谑的外壳，却欣然接受那些坚实的内核。有人说过他的一则轶闻，说他在香烟壳子上写几个字，就能上台口若悬河地说上半天，台下的人不瞌睡，不溜号，还报以热烈的掌声。大约是我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赞叹，他的笑容便柔和起来，他站起身，取出夹在腋下的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放于桌上，解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报纸，是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早听说你爱看书，给你带来了一本。”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泛黄的旧书。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抬头望着他，他读懂了我的目光，轻轻解释：“知道《金瓶梅》吧？这是外国的《金瓶梅》。比《金瓶梅》还《金瓶梅》。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可以看看，一星期后还我。”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小说里的爱情描写都被视为非礼，《金瓶梅》只是听说过，说里头有直露的黄色描写，这个外国的《金瓶梅》会是怎样呢？在一个求知欲甚旺的年龄里，我哪里受得住这种好奇的刺激，但又绝对要背着母亲看，就从烟纸店里买来一张牛皮纸，把书皮和扉页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进去，折叠出四只坚固的小角。于是十九岁的女孩进入了另一个阅读世界，自然辨不清性爱与色情的差别，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国古文化的雅洁，从小敬佩母亲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身如玉，所以随着阅读的深入，东方的正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彻底地打了一架，打得我心慌意乱，晕头转向。一个星期后，孙部长来了。我乘他一个人在客厅的时候把书还给了他。他看见新包的书皮，嘴角翘出一丝微笑，带着善意，带着戏谑，兴致勃勃地问：“好看吗？”
我凭直觉不敢承认，如一头小牛顶起了尖尖的角：“不好看，不好看。”
我的怒气像玻璃碎屑扬入了他的脖颈，他抽了一口气，抬起眼，明显地射出诧异和不满，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
此时母亲轻柔的脚步声截断了他的话头，他迅捷地把书装入公文包里。朝我挤挤眼睛，努努嘴角，示意停止这个话题。
母亲进来了，他转向她，出言平和而又亲切：“身体好些吗？”
母亲依稀听见我们在谈书，就说：“你们在讲读书，是吧？我是想请侬给阿波囡介绍点好书，好帮助她进步。”
“是呀，是呀！”孙部长搭起了顺板，频频颔首，口生莲花：“大学生要读点哲学，虽然难一点，但不能不读。《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的课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听得母亲心悦诚服，荡出一圈一圈的敬佩之情。听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堂堂的共产党区委宣传部长，当面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个语言的转折转出一个人的两面，年轻的我，不知哪一面是他真正的面目。我的脑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茫然无序，我只好快快地逃离了客厅，只觉得孙绍策的目光像一支利箭，嗖地扎入我的后背，激起我的剧烈的疼痛，我不明白为何借给我这样的书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八十年代以后也曾忽禁忽放几起几落，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这样的书，可那是六十年代啊，能说明他思想的解放吗？
另一件事同样让我心惊。那是1963年，母亲在拖拉机厂体验生活时晕厥，她还一直坚持修改《永不退色的红旗》的剧本。她总是痴痴地想，要带上一部好戏上北京，演给毛主席看。她的愿望单纯得像一个稚童。但这个时候母亲所处的小环境已大不如前了。那个曾是常客的孙绍策部长已绝迹我家，剧团党支部书记经过团长的门而不屑入内，母亲早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在努力沪剧团内部和区里，她就像那个不自量力的堂吉诃德，自编自导自演《永不退色的红旗》。虽然有市里领导的支持、报界的支持，但票房不佳，少有收益，连何慢伯伯都说“艺术上不成熟”。我隐隐感到母亲与孙绍策之间有了问题，从表面上说，孙绍策要随着政治的风向转，票房与政治兼顾，而母亲只有一条道。但还会有别的什么隐情么？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2）
暑假我回家，发现母亲的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台苏联产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弟弟说是父亲拿来的，给病中的母亲解闷。解什么“闷”？我的母亲心中有闷么？我真的不清楚。晚上我和母亲一床睡，弟弟突然悄悄说：“阿姐，半夜里侬要照顾姆妈。”我追问其故，弟弟只是重复，一再叮嘱。我自小嗜睡，头挨枕头即酣然入睡。上大学晚自习后入寝，手指头一边还在肚子上画英文单词，一边大脑就已沉入梦乡。弟弟反复强调的话让我忐忑不安，上床后我极力支撑眼皮，盯着母亲倒水服药，甚至听她鼻息均匀，才睡过去。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梦中被人追赶遭遇凶险，吓醒，摸过闹钟一看才凌晨两点，再摸身边空空荡荡，母亲呢？拉亮电灯，凉席上只有一条凌乱的单被。我下床撩开落地窗帘，大阳台上也空无一人。我转出卧室，客厅里黑黝黝，只有弟弟轻微的鼻息声。我拉亮卫生间的灯，白晃晃的瓷砖表情冷漠，再移步厨房，正想开灯，眼角瞥见一个侧影，蓦然间冷僵了我的手。厨房接一个后阳台，底下是公寓的内天井。那里隐隐约约有个站立的身影。我敛声屏气滑入厨房，生怕惊扰了我的母亲。她笼在月白色的睡袍里，如水的月光下她似乎比雪还白，比云还轻，仿佛只要一阵风，就会飘然而去。我轻声低唤母亲，她徐徐回首，月色里，一串泪珠，一粒一粒，闪出斑驳陆离的绛紫色。怎么会有这样的眼泪？我至今都不明白。接着她伸起双臂，像一只小鸟张开翅膀，吓得我抢步上前，一把抱住她的腰问：“姆妈，侬要做啥？”
久久，她才放下双臂。我问她为啥来后阳台，她幽幽地说：“前阳台临马路，来来往往有路人，影响不好，后阳台下面是天井，不会吵别人。”
我把母亲扶回房间，倒一杯水，劝她再加一次安眠药。母亲半靠在床上，眼睛半闭半睁，脸上浮动着惊恐与气恼。当我把杯子递到她唇边，她轻轻捏住我的手，说出了一句令我心惊肉跳的话：
“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
一激灵，我手中的一杯水全覆在薄被上了。换被，倒水，我再次把水杯送到母亲嘴边，她又冒出一句怪言：“不给我唱，我到马路上去唱，一个人唱，看看有没有人听。”
是呓语还是心声？我无法分辨。我强迫她吞下两片安眠药，扶她躺平，循着昏黄的灯光，俯下身来寻着那素来幽香鲜丽的双唇，给她一个长长的热吻，希望能化解她内心的不安。就在这俯身之际，我看见了母亲衰老了，仿佛在一瞬间夺走了母亲原有的明丽与光鲜。双唇不再鲜润，两颊不再饱满，发间闪出星星点点的白霜。
母亲怎么啦？母亲才四十又三啊！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团内正在批判她的“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空头主义”，从演现代戏一直到否定她的《赵一曼》为止。这么多的帽子如泰山压顶，我可怜的母亲那柔弱的双肩如何扛得动？可是又有谁能帮得了她？母亲的执著使长宁区委某些领导的意志不能顺利贯彻，从恼她到烦她，使她成了一节嚼过的甘蔗，一块有棱有角的绊脚石。孙绍策没说错，母亲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她不懂政治，更不懂在政治家那里传统戏与现代戏只是两只棋子，经常要随风而动，强调传统的承传没有错，偏重于反映现代也没有错，一样都是需要。只是单纯的顾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