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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闽的一切技术问题由老孔安排,动身的时间由老孔通知你。我们在福州再见。”
第2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同薛尚实分手后,心绪极不平静。我没有立即回到党训班住地,顺路到宋皇台附近的海滨漫步。海面碧空无际,沙鸥点点,凉风吹来,略有秋意。相传这里就是南宋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日丙)跳海殉国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便把此地称为宋皇台。这是700年前中华民族的一出悲剧。现在,日寇已深入华北,上海战端已开,广州也频遭空袭,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展。今非昔比,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的前途无限光明,南宋的民族悲剧是永远不会再重复了!我在沙滩上来回徜徉,直到晚霞满天,才回到住处。
过了几天,薛尚实来找我,要我看一份中央的指示。这是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要我看后熟记其中各要点,特别是第三点武装问题,鉴于闽南何鸣、吴金事件的沉痛教训,在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过程中,“一定要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独立自主靠山扎”。同时,又给我一份同样内容的用航空信纸以极小的字体抄写的文件,他告诉我:“内容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秘藏好,到苏区后,交给负责同志。”
随后又约好通讯密码。是用香港报纸中一篇文章做乱码,不进位加电报明码编成密码,然后以密写寄出。他又给我一个香港信箱的号码。
我于1937年10月间回到福州。
二
我在福州等了半个月,接到张云逸的信,约我到妙巷的一家旅馆见面。旅馆座落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附近,福州闹市区中的一条小巷里面。我见到与张云逸同来的一位广东口音的青年人,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名叫林青,曾任四机部副部长。
张云逸告诉我:“他已同陈仪见了面,但是国民党方面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现在约定: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决定由我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共同前往。国民党方面出面与他商谈的是建设厅长林知渊。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没有困难。我表示服从党的决定。他又问:
“中央的文件保藏好了吗?”
我说“按照南委的指示,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
“很好。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他们不会怎样为难你的。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你今天来看我,你的政治面目已公开了,你应当把福州的一切社会关系切断,住到旅馆里同国民党打交道。”
“林知渊是个老滑头,在福建是出名的政治不倒翁。”
“我知道,要作两手准备,万一林知渊指派同你前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闽北同国民党已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送。”
张云逸匆匆离开福州,临行前,邀我到南台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
我遵命搬到闽江边的一家小旅馆里,并如期应约到另一家旅馆找国民党指派和我同去的人。此人约三十岁上下,矮个子,圆扁脸,大眼睛,态度十分傲慢。我不准备同他多谈,便开门见山提出启程的日期。到了约定的日期再去找他,此人不在。询问帐房,说是此人已于日前他去。我知道发生枝节,便发函质问林知渊。林知渊约见我,一见面就多方解释,并要我代向张云逸表示歉意。并说,指派的人是保安处的,他对保安处也无能为力。交涉毫无结果。
事态已成僵局。我知道这又是国民党在搞什么阴谋,留在福州无济于事。只有按张云逸的指示,去闽北找黄道,并将详情及今后行止报告了南委。
这时闽北正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红军游击队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正在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石塘集中。我先到崇安的长涧源,找到闽浙赣边区党委的财务科长王忠华,而后,由王忠华派交通送我到省委,将文件交给黄道和曾镜冰,并要求他们尽速派交通送给叶飞。
稍事休息数日,我本应返南委复命。黄道和曾镜冰一再同我谈,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你回香港去做什么,不如留在闽渐赣工作。我想也是,但总觉得对南委应该有个交代,不然,一去如泥牛入海,总不是好办法。黄道说:
“对,这好办,中央秘书长涂振农就在南昌,由他向南委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我便因此留在闽浙赣工作。
三
1938年1月间,在江西铅山石塘见到叶飞。这时,闽东已经同国民党谈判。我党又派顾玉良到闽东。这次叶飞和顾玉良去南昌,就是为了向军部汇报谈判和下山的情况。
我向叶飞谈到张云逸在福州谈判以后国民党百般刁难的经过,叶飞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才不得不和我们谈判。”他又笑着显了显身上穿的一套毛料军服说:“这就是国民党保安旅旅长的,一次战斗的战利品。”我说:“你就是穿了这一套衣服去福州的?”叶飞说:“不仅穿到福州,而且穿了这套衣服出席国民党的宴会。”我说:“国民党的人看了作何感想?”叶飞说:“有苦难言,心照不宣而已!”叶飞去南昌不久,又经石塘回闽东去了。
2月间,黄道同志也自南昌回来,在石塘召开了边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这时,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决定闽浙赣和闽东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闽渐赣的部队改编为五团,闽东的部队改编为六团,改编就绪,即将开赴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闽浙赣边委也改组为闽渐赣特委。在老区成立留守处;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春节前,张云逸由南昌到石塘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机构。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任三支队司令,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到浙江开化才到差)。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司政机关工作,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绍铭,参谋长桂逢洲,主任刘文学;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六团的政治处主任暂缺,以后到皖南才分别由张友来、刘松青先后担任的。
张云逸在石塘筹建完毕,决定再次到福建。他的任务有二:一是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二是了解闽东部队改编情况。2月中旬,张云逸和秘书王白如(即徐平羽)、新华社记者马骏,以及王助和我一行5人,从石塘返福建。江西大雪初霁、杉岭上白雪皑皑,松林做生,竹丛青翠。过温林关,到福建崇安地界,气候转暖,一山之隔,气候差别竟如此之大。经崇安县城顺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闽江到古田县的谷口镇,在镇上江边的一家乡间客店中休息。江岸几树桃花正吐蕊怒放,江水清澈,鸭群嬉水,不竟想起“隔岸桃花三两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此时南京已陷入敌手,半个中国迷漫在烽烟之中,此间竟然谧静如许,国破犹觉河山美,留连景色,久久不能离去。
在谷口住宿一晚。翌日,改乘汽车,随张云逸抵古田县城。张云逸往访古田县长,得悉六团已由叶飞率领,于日前取道浦城出浙江去了。当晚,古田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驻军保安旅旅长某也在座。我暗想,这大概就是叶飞身上那套军服的主人吧。席间,古田县长谈论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狂妄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张云逸笑着回答说:“不见得,这是一支有政治觉悟的部队,不要看他们大多数是大老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
县长大人碰了软个钉子,搭讪着“顾左右而言他”,转向那位旅长敬酒,着实地把他恭维了一番。那位旅长一杯酒下肚,居然得意忘形,大大地吹嘘起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
张云逸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便故意问:“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旅长愣了一下。“我同蒋委员长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的幕中共过事,几十年不见了,”张云逸几乎是故意在摆“老资格”了。
张云逸在旧军队的地位很高,这位旅长毕竟资历浅,见识差,有眼不识泰山,只好调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