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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 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
要的回顾。短短的 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
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 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
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 5年来
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 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 5个年头。5 年来，除了生
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
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
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
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
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
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
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
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
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
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
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
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 1928 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
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
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
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
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
篇故事体的讲解。”
“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
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 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
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
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
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
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
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 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
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
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
；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
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
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
是末”在第二节展开讨论；第三节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怎样估价；第四节是“到底用什么？”这篇讨论文章，有事有据，
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这个笔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分三个方面进行答辩，即解释一些误会，二是讲明原则
分歧，三是提出了认字拉丁化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茅盾读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与秋白是从不同前提来争论的，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
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
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后者。因此，茅盾没有接着瞿秋白的文章来继续讨论。
也许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当时文人圈子里，只是一个时髦。因此，“左联”中人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
和讨论，但所化的力气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称。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不允许文人们这样做。
1934年夏秋间，上海进步文艺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
》，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5 月份，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
复兴运动”，在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联”同仁决定以汪文为靶子，开展第三
次文白之争的讨论。当时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陈子展、傅东华、许杰、乐嗣炳等人纷纷写文章，抨
击复古逆流，维护五四成果。到了 8月份，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正酣，达到高潮，这时，陈望道、乐嗣炳就打算乘势办一
个刊物，力倡大众语运动。也抨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陈望道为此还在“一品香”餐厅请客，茅盾出席了。9 月
3 日陈望道又请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鲁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