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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故事（二）
作者： 西 川
怎样才能卸下心灵的重负？即使不能完全摆脱，怎样才能稍微从容一些地走路，而不必紧张地、时不时地回头张望跟随在身后的幽灵？我已为逝者写下不少诗篇和文章，但依然无法凭借文字完全清除他们留给我的阴影。保存一份记忆，是良心所在、道义所在，但也不能否认，死亡像一股凉气进人我的大脑，进入我的脊椎，它像恐怖的天启进入我的噩梦。我曾经梦见我孤身一人步行在山谷中一条落叶纷飞的小道上，径直走进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屋。这房屋内的一切都是蓝色的：蓝色的墙壁、蓝色的地板、蓝色的桌椅和茶杯，一种冰冷的感觉，忽然蓝色的窗帘自动拉开！这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鬼魂在做怪，这是寂静，是空无，是死亡的真实面容。
美国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生前说过：〃死亡是一门艺术。〃对于一个像普拉斯那样的自杀者，死亡可能的确是一门艺术，可对于生者，对于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死亡，作为一个事实，太残酷了，这其中不包含任何人们想象的诗意，甚至哲学也派不上用场；任何人的安慰都无用，任何你对死亡的猜测都失着邪恶？承认这一点是否意味着我们理解了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人道主义我们应当首先给予他人还是应当首先给予自己？何谓人道的艺术？人道的艺术是否就是伟大的艺术？……要回答这些问题或许需要我们一生的时间，或许一生的时间根本不够。
瑞士精神分析大师荣格曾经写过一篇作品，名为《向死者的七次布道》。荣格视现代人为死者，而布道者却是公元2世纪叙利亚诺斯替教的领袖巴西里德斯。通过这篇布道辞，荣格表明，人们应当把精神的门户打开，让那些幽灵进来教训我们。在过去，在传统中，多数精神导师都曾访问过死者，如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以及我们中国的黄道士等。所以，荣格的意思，不是生者向死者布道，为他们指路，提醒他们要迈过多少道冥府的门槛，转过多少个无人的街角，而是死者向生者布道，告诉我们生命的航行需要张挂多少张帆，在恶劣风浪中怎样稳住船舵。很明显，在这里，荣格是要我们将精神的门户主动打开，这一点肯定不易做到，这要求我们放弃身为生者的满足与矫情、安全与无聊，去寻觅，去倾听。不过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主动打开精神的门户，幽灵都会闯进来。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俄耳浦斯、埃涅阿斯、耶稣、黄道士，对于我们背向死亡的心态，死亡命令我们转身，接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生者，死亡是一种教育。这不同于有人倡导的〃死亡教育〃，教育我们去了解死亡，正视死亡；不，我的意思正相反，死亡是要以它的残酷、它的黑暗、它全部的时间过去给我们以训导、撼动和摧毁。这样的教育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愿意接受的，但我们又必须接受。我们被迫改变我们自己，好让死亡满意。
圣保罗说过：〃我每天死亡一千次。〃我懂他的意思：他把死亡视作一种生命状态，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无数个瞬间进入死亡。但是在经历了海子、骆一禾、戈麦、张风华，以及那些大街上的死亡之后，我不再愿意承认这一点。不用一千次，几次强行刺人我们眼帘的死亡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世界的愚蠢和暴力。他们死时都那么年轻，他们一个个都那么才华横溢，他们去了哪里？或许我可以安慰自己：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能够与他们相会，他们已经用死亡把来世变得不那么可怕，但是这解决不了生的问题。我多想学会心平气和地面对死亡。我多想忘却这一切，让文字和纸张来承受记忆之苦，以便能如诗人梯姆·柳本在加拿大圣彼得修道院外的小树林里劝慰我的那样：放下心灵的重负，脱胎换骨，开始新的生活。我或许还会一千次重返记忆，但不是重返死亡、黑暗、暴力和血腥，而是重返活的记忆：绿草、清泉、醉汉的丑态、女邻居的芳心。
今天早晨阳光明媚。窗外那棵已有两百年树龄的老榆树上，一只喜鹊〃嘎嘎〃奏鸣。这应该也是海子的早晨、骆一禾的早晨、戈麦的早晨、张风华的早晨。
张风华是我最早的诗友之一。大学生活一开始，他、我以及另外三名同学（一男两女）便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我们五人经常结伴去圆明园散步，聊天，并且还油印了一份小小的诗刊《五色石》。
张风华是个小个子，皮肤黑，走路时一颠一颠，为人极聪明，但可能也有些自卑。他是1981年天津市高考外语科状元，据说上初三时他参加天津市高中生知识竞赛就得了第三名。他的英语非常好，法语也不错，同时他还自修德语、日语，甚至拉丁文。这样一个天才是他那个家庭的奇迹。他的父亲是一位澡堂工人。从张风华身上可以看出他们朴实、厚道的家风。
一旦他不再谈论诗歌，他就转而谈论佛法和气功。有一年寒假他从天津回到北京。天已晚了，他没能赶上回北京大学的公共汽车，便到我家找我（那时我家距火车站不远。但是他又不忍心打扰我们一家人的睡眠，便在我家院外胡同里一辆大卡车的车斗里打坐、发功呆了一夜。这件事深深感动了我的母亲：她把张风华看做天下最好的人。
大概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多挣钱赡养父母，也加上那么一点儿虚荣心，大学毕业时他报名去内地设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可行李箱里却只带了一本《华严经》、一本《老子》、一本《庄子》和几件衣服。第一次回内地探亲，他带给我一本英国诗人D．J恩赖特编的《牛津版战后诗选1945…1980》，要不是我坚决反对，他会带给我一台电脑全自动洗衣机。那时内地电器市场还不像今天这样繁荣。
他写信告诉我，刚到香港那个花花世界时他总觉得有件什么事该于而未干，想来想去，是没见识过色情。于是在一个星期天，为了避免让同事撞上，他走很远的路去看了一场色情电影，从此心也就踏实下来。这真是佛教徒特有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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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故事（三）
作者： 西 川
香港虽号称〃东方之珠〃，但在我看来它可能不适于张风华的聪明才智与巨大的精神关照。大概他在香港的生活极其乏味。他来信说他要去美国万佛城落发为僧。我去信劝他，若要出家，在五台山更好，这样我们还可以离得近一些。但最终他既没有去万佛城，也没有去五台山。
戈麦原名褚福军，黑龙江萝北县人。1985年我大学毕业，戈麦正好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以后他到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当编辑。1990年初夏的某一天，他到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找我，我们谈了很久，就这样成了朋友。
戈麦的诗歌使我惊讶。他一拿起笔来就是个成熟而且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广阔而深远，展现出对于本体、精神、时间、现象的关怀；他的语言丰富而肯定，将世界和生命转化成棱角锋利的语象。戈麦生命中惟一的问题是，未能以成熟的诗歌换来成熟的心智。他年轻且敏感，无力面对生活的压力，并因此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