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五
我站在牛奶餐厅（Mly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灯火闪烁的查尔斯桥近在咫尺。这个咖啡厅过分奢华，有一股暴发户的味道。我在读一本英文版的书《弗朗兹·卡夫卡与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萨弗尔那（Harald Safellner）。书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约翰那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的话：“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个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们，他的朋友们，‘幸福的一小撮’，……我们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布拉格作家节进展顺利。作家一个个上台下台，听众掌声起落，剧场挤得满满的又一下子空荡荡。如果卡夫卡还活着，一定会觉得作家节是件可笑的事，说不定会为此写部小说呢。今天整个的活动就叫“布拉格”，都是捷克作家，除了我，晚上我和捷克小说家斯克沃瑞基同台朗诵。我怎么被归入捷克作家的行列？这是迈克的主意。他告诉我，他原计划是安排我和哈维尔一起朗诵。为此他前往总统府，而哈维尔的顾问借口不懂英文把他打发走了。
下午在国家电台接受采访时，主播人告诉我，六八年苏联军队占领布拉格后，我们所在的这个第九号播音室由于位置偏僻，仍在发出反抗的声音。俄国人花了两天的工夫，最后才找到这儿。
今天晚上座无虚席，听众是冲着斯克沃瑞基来的，他在捷克比米兰·昆德拉名气大得多。六八年苏军入侵后不久，斯克沃瑞基流亡到加拿大多伦多，在大学教书，并协助他太太办了一家“六八出版社”，专门出版在捷克的禁书。一个捷克学者告诉我，斯克沃瑞基流亡后，为捷克做了重要贡献；而米兰·昆德拉根本瞧不起他的祖国，自认为是法国人。
斯克沃瑞基得了重感冒，坐在后台，不停喝白兰地。他对我说，他老了，不适合长途旅行。他上了台，一边喝白兰地，一边先用母语后用英文朗诵他的小说《低音萨克斯管》（Bass Saxophone）。掌声雷动，有人高叫着什么，捷克人在向他们的英雄致敬。下半场轮到我，先由迈克讲几句话。他像鸟一样闭上眼睛，似乎在回想往事。
昨天晚上跟苏珊·桑塔格“约会”，没想到还成了事件，传得沸沸扬扬。苏珊的名气太大，又冷若冰霜，更罩上层神秘色彩。摄影师若萨诺让我帮他说情，给他个拍照的机会；瑞典使馆的二秘让（Jan）托我转交名片致以崇高敬意，说他是苏珊多年的崇拜者。我带着重要使命，在她下榻的旅馆大厅等候。九点四十，苏珊才从电视台接受采访回来。“哎，这些愚蠢的问题，真是折磨人。走吧，我饿坏了。”
我们坐出租车去一家名叫“中国城”的饭馆。我发现司机不开计价表，并在城里兜圈子。到了目的地，他要价比应有的高三倍。我示意让苏珊先下车，把要价的一半塞给他。他用捷克语破口大骂，好在听不懂，否则非得打一架不可。
在餐桌上，我转达了意大利人的请求和瑞典人的致意。苏珊接过名片，叹了口气说，每回我接受邀请时，总是忘了那些没完没了的媒体。提起哈维尔，苏珊说捷克很多人都在批评他，而她总是为他辩护。上次她来布拉格，哈维尔请她单独到一家饭馆吃饭，旁边坐着几个保镖。她真想问哈维尔一些真实想法。
“你知道，那样的场合，我问不出口，”苏珊说。
“让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说，“作为作家，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生活？那比监狱强不到哪儿去。比如，他再不可能在街上散步，跟普通人聊天了。”
午夜时分，我们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代表西方世界的霓虹灯跟布拉格之夜调情。苏珊突然说：“是啊，没人再想恢复旧制度，可难道要的就是这种‘空洞’（emptiness）吗？”我建议再去喝一杯。拐进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我们东拉西扯，都是家常。我说起我女儿、美国的学校和青少年问题；苏珊说起她的学历史的儿子——她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送苏珊回旅馆，布拉格的街灯让我们迷了路。
纽约变奏（1）
一
我是因为一场大火搬到纽约的。当然，大火只是个形象说法，是指生活的某种非常状态，比如革命。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才凌晨四点，从十九层楼的窗户望去，纽约好像着了大火，高楼大厦燃烧，千百块玻璃呈血红色，黑乌盘旋，好一幅末日的景象。原来是我的闹钟仍走着加州的时间，差三个钟头，纽约只不过正日出而已。
那天见着纽约的月亮，也吓我一跳。它出其不意地卡在两栋高楼之间，其大其亮，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如果让纽约的孩子画月亮，多半不圆，被水泥玻璃切削得迤逦歪斜。
曼哈顿这个长十三英里、宽二点五英里的岩石岛，最初是荷兰总督于一六二六年以价值二十四美元的小商品从印第安人那儿买下来的。十九世纪末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应用，人们才开始发疯似地往高空发展。以致有一天，纽约人发现他们自己像鸟栖息在水泥森林里。
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当电梯把我从地面带到十九楼，我的思想还会继续沿着惯性上升，直到蓝天。按人口比例，纽约人信教的很多，我琢磨肯定和电梯有关。你想想整天上天入地的，哪儿还会有什么关于天堂地狱的神秘感？从某种意义上，电梯成了纽约人思维的原动力。若停电他们被卡在中间，那非疯了不可。
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满街溜达，琢磨纽约人。其思路除了纵向性外，还有线性这个特点。比如，他们约会从来不含糊：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或两街和百老汇之间。久了我才明白，其实他们是棋盘上的棋子，路线几乎是固定的，而捏住他们的手是钱，是命运，是线性逻辑。这么说，可别以为纽约人直来直去一根筋。与地貌街道相对立的是内心迷宫和九曲回肠，是权力的转弯抹角和股票市场的曲线，这势必造成纽约人灵魂的扭曲。
二
一九八八年夏天头一回到纽约。我们是从伦敦过来的。和垂死的大英帝国相比，这儿有股满不在乎的劲头，北京人叫“愣头青”，但朝气蓬勃。刚下飞机， 我表妹的男朋友就开车带我们去兜风，隔东河观望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那是黄昏时分，灯火通明，气派果然不凡。第二天乘地铁进城，我差点儿被尿臊味熏晕了过去。好不容易爬出地面，灰头土脸。再抬头一看，那些高楼脏兮兮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好在天热还能挡挡太阳。
我们到东村去找W。当年我头一本油印诗集就是他手绘的封面，我和邵飞也是通过他认识的。他八十年代初到美国，在纽约一住七八年，黑了下来。这黑和黑还不一样，有的如履薄冰，有的如鱼得水。要说纽约可比哪儿都改造人。这个当年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二年级的好学生，整个变了个人：他眼神阴暗，肥头大耳，一身短打扮，满口纽约土话。他走在街上，三教九流都过来打招呼，满脸崇敬。那时东村是流浪汉、酒鬼、毒贩子和艾滋病患者的天下。他哼哈应声，话不多，拍拍这个肩膀，摸摸那个秃头，奇迹一般，那些狂暴的灵魂顿时平静下来。
他告诉我们，两天后的晚上，穷苦兄弟们要在华盛顿广场示威，反对市政当局驱赶流浪汉的决定，警察肯定会戒严。他为此花高价买了台可连拍的闪光灯。当马队冲进示威队伍警察抡起警棍那一瞬间，他连续按动快门。照片发在本地报纸上，电视新闻也报导了示威场面，作为目击者他讲述了警察的暴行。尽管头部镜头被遮挡，还是为他捏了把汗，他非法居留，一旦被警察发现肯定会报复。可他满不在乎。
问他以何为生，答街头画像。说罢他取下画画工具，拦了辆出租车，拉我们到西四街的繁华地段，那儿已有不少中国画家在拉客。可惜那天晚上他运气不佳，等了两个钟头无人问津。有人提议去大西洋城赌一把，他立马收了摊，扬长而去。
他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混得厮熟，艾伦会很夸张地呼唤他的名字。刚到纽约，艾伦请我们到一家日本馆子吃饭，由他作陪翻译。他用中文拿艾伦开涮，艾伦瞪着眼珠子咧嘴直乐，好像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