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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的实际状况，我们生活中那些幼稚、粗糙而纷乱的实情，以及它
们所有的日常经验，恰恰需要那个完全不同的幻想世界以其令人镇静的、形成
对照的、甚至封建主义与反共和的诗歌和传奇故事来加以冲击和熏染。对于我
们这些解放了的个性的巨大副产品，以及人性的粗鲁专断，大可以来一点这种
合情合理的雅致的影响。我们首先要求个人和团体必须是自由的；接着，到一
定时候，就必然需要提出：它们也不能大自由了。为了将来达到这一目的，虽
然我们主要是寻求一种由我们自己生产的伟大诗歌，但在那以前这些输入品还
必须照样接受，不过谢天谢地，它们也并不很坏。当前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状
态很奇怪地在反对和阻止它们被迫趋向于民主以及为民主所吸收，其明显的手
法是倾向过去，在诗歌、故事、歌剧和小说中怀念过去，回到遥远的、背向的、
僵死了的世界，好像他们害怕今天这些浩大、粗野、能吞没一切的潮流似的。
那么，五十个世纪一直在成长、引进并被当作我们的花冠和巅顶接受下来的那
些东西，就不能很快摧垮和抛弃了。
或许现在我们应当直接对那可尊敬的一方，即这些序论的真正对象表示我
们的敬意了。不过我们必须再稍稍进一步作些探索。要了解那些友好的外国专
家的好奇心和兴趣②，以及他们对于我们的局面的看法，这在我们的课题中并非
不重要的部分。
伦敦《泰晤士报》③说：“美国诗歌是聪明的小学生的诗歌，可是它苦于始
终致命地缺乏活泼性。布赖恩特作为诗人被朗费罗教授远远超过了；不过在朗
费罗身上尽管有学者的优美而温柔的感情，其缺点倒比布赖恩特身上的更为明
显。洛威尔先生在其诗情受到政治的鼓舞时是会充满美国式的幽默的；但是在
纯诗歌领域中他并不比一个纽底格特奖金中获得者更有美国特色。约昆·密勒的
诗是流利、悠扬而和谐的，但从思想来看，他的那些写山岭的歌可能也能在荷
兰写出来。”除非在某种微不足道的偶然情况下，《泰晤士报》说，“美国诗
从最早的阶段直到最近时期，好像是一种外来植物，它开着十分繁密而秾丽的
花朵，但没有繁殖的性能。这就是它的先天缺陷的特征和检验。凡是大诗人都
苦干他们的珍贵花朵被收集粘贴在标本选集上而受折磨和损害。美国诗人则在
选集中比在他们自己的作品集子中显得要好一些。像他们的读者那样，他们已
经抵不住英国文学的巨大势力范围的吸引。他们可以谈论原始森林，但是一般
地说人们很难从其内在的征象来检验他们究竟是在赫德森河畔还是在泰晤士河
畔写作。。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太忠实地抓住了英国人的调子、神态和情绪，因
而很容易为那些教养浮浅的英国知识界所接受，仿佛那是英国产品似的。美国
人自己也颇为失望地承认，一种那样普及［如在美国〕的文学好奇心和理解力
并没有像美国已经接受英国文学那样地吸收英国文学并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
将它加以推进和发展。
而诗人与读者一个样，两者都表现出获得了一笔非自己挣来之钱的影响。
读者们作为一个民族已经要求它的诗人们有一种可以与古老的大布列颠文学相
匹敌的也是诗人们自己的用词风格和形式上的对称美。而粗鲁，无论怎样新鲜
活泼，总是那些阅读拜伦和丁尼生的读者群（无论其文化修养怎样肤浅）所不
能容忍的。”那位英国批评家尽管是上等人和学者，并且是友好的，但显然并
不感到十分满足（也许他有点嫉妒），于是这样结束他的评论：“对于英国语
言来说，如果能够为一种不是英国的而是美国的诗歌所丰富，那倒是一宗不可
估量的财宝。”
对于这篇既有激励也有抨击的评论，我们将进而发表更加明确、当然也更
加直率的意见。过去五十年到八十年大为流行并在目前达到了顶点的诗歌，无
视于古代杰作或一切来自中世纪的东西，已经成为并仍然是一种（像音乐一样
的）表面好听的辞句，它范围较窄，但公平地说也完全是悦耳的、逗人喜爱的、
流畅而轻松的，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零碎不
全，是经过挑选的。它厌恶而胆小地不敢涉足刚健、普遍、民主的领域。未来
的诗歌，（一个容易引起尖锐批评的用语，我自己也不怎么满意，但意义深长，
② 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查理曼大帝在西班牙的大军的后卫骑士罗兰大败千隆西斯瓦勒。
③ 德国中世纪英雄史诗。
中
，1863 年和1864 年，我常常访问华盛顿附近的陆军医
所以我要使用）——未来诗歌的目的在于自由地表达激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一
眼就能看到的外表），而且主要是唤醒和激发它，而不止于解释或加以修饰。
像一切现代倾向那样，它直接间接地不断牵连续者，关系到你我以及每一事物
的中心本质，即强大的自我。（拜伦的自我是一种带有高度迫切性的民主政治
的冲刺，但它尽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却是苍白而内省的；根本不是适合一个
强大、安全、自由、开朗的民族的历久不衰的诗歌。）伺样，它更接近于外界
生活的风景，（主要是回到往古的感情，）现实的阳光和微风，以及树木和海
岸——接近于自然力本身——不是安闲地坐在客厅或图书馆里，听一个关于它
们的讲得很有韵味的好故事。性格，一个比风格或优美还重要得多的特征，一
个始终存在但如今才排到前列的特征——乃是进步诗歌的主要标志。它的同胞
姐妹音乐已经在对同样的影响作出反应了。“当今的音乐，瓦格纳的、古诺的、
甚至后期威尔第的，都倾向于自由地表达诗的激情，并且要求一种与罗西尼壮
丽的急弦或贝里尼柔和的旋律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发声艺术。”
难道时至今日还没有发生变化，还没有与大师们告别吗？尽管老的作品在
其同类中是那么可敬而无法超越，而作为研究科目又总是那样难以形容地珍
贵，（对于美国人比对别的民族更是这样，）难道因此就不应当说由于现代思
想结构的变化，第一流诗歌的基本理论也已经改变了吗？“早先，在所谓古典
时期，”圣·佩韦说，“那时文学为一些公认的准则所支配，凡是创作出最完
美的作品，最美的诗篇，最明白易懂、最令人爱读以及在各方面都最完全的—
—如《埃涅阿斯纪》时，悲剧《耶路撒冷》去——这样的作家就被认为是最好的
诗人。而今天，需要有所不同了。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诗人应能在他的作品
中最大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最大地鼓动他们自己去抒发诗情。最大的诗
人并不是写得最好的人，而是给人启发最大的人；不是其意思可以一目了然的
人，而是给你留下很大的余地去渴望、去抒发、去研究，留下很多的东西由你
自己去完成的人。”
使我们美国诗人为之苦恼的致命缺点，是精神上的从属性，缺乏具体的真
正的爱国主义思想，却有过多的现代美学的感染，那是我的一位古怪朋友称之
为“美病”的东西。波德莱尔说：“对美和艺术的过分感受导致人们进入畸形
的沉溺之中。在那些沉溺于对美的事物的疯狂贪婪的人的心目中，所有真理与
正义的平衡作用都消失了。只有一种欲望，一种艺术官能病，它像癌症一样把
伦理道德全吃掉了。”
当然，我们多产的诗作者们也作出了大量的某种贡献。我们也毋需到远处
去寻找例证。我们看见，在每个风雅集团中有一批很有修养的、性情很好的人
物，（事实上缺了他们“社会”就不能前进，）他们对某些问题、每种时势和
某些职责是足以胜任的——能调制鸡蛋酒，能修理眼镜，能决定究竟是先上炖
鳗鱼还是先来雪利酒，能靠修道士、犹太人、情人、帕克、普罗斯帕罗、加里
班或其他什么人来扩大某某夫人的客厅场面，并且能在那些方面广泛地献出和
巧妙地施展他们的灵活手腕与才能，来为世界服务。然而，对于现实的危机，
重大的需要和艰巨的事业，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他们则可能像没有出
生似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