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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在家康从大阪退回伏见城的期间，召集诸大名，让本多正信来发表了如下事项：
1、勤于武道。
2、避奢倡俭。
3、禁止起筑新城。
4、修理城池须得幕府的允许。
5、邻国若有风吹草动须立即向幕府上禀。
6、诸大名须遵守参勤交代的作法。
7、削减制约各国的武士。
在这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居城新筑的禁止、修理的上禀，和参勤制度。城是大名的居所，战争时期则变成了要塞，甚至可以说要塞是更为重要的用途，所以不得擅自新筑，修理也要得到幕府的许可。因为违反了这一条款，福岛正则、本多正纯后来受到了改易的下场，福岛正则是因为大水冲坏了城基，不得已修缮，而被扣上了这一严重的罪名。家康还制订了要求诸大名一年住在江户，一年住在本国的制度，这是因为他觉得有要将大名们络绎不绝地放在身边监视的必要。这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消耗大名们的金钱。大名们往复于领国和江户之间，需要极大的费用，他们自恃身份，对于那些讲究随从的人数、行列的形式的大大名，就要花费更多的金钱了。
“不可让大名手中有钱，钱多的话就会变成军资，必须想法子让他们变得贫穷。”这恐怕就是家康的方针吧！因为这个，无论哪个大名当真都穷了下去。
但参勤交代的制度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那就是造成了日本全国交通的急速发展。为了大名通行的便利，道路被修造起来，为了大名休憩的便利，宿场（以旅舍为中心的町）被建造起来。
当时最为重要的街道有东海道、中山道、奥州街道、甲州街道，还有从家康死后建造的日光东照宫开始的日光街道，以上五条街道被称为五街道。东海道有着就象在弥次喜多的膝栗毛、广重的绘画中所描述的宿场，被称为“东海道五十三次”。交通的发展促成了全国物产、文化的交流。就连家康也没有想到参勤交代所带来的利益会如此之多吧！
以大阪之役作为标志，战争终于结束了，从那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日本国内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家康常常告诉家臣们：“武道是武士的本务，因此不能怠于武事。”他自己在合战中初次上阵拿起采配，狂喊着“冲啊！冲啊！”因为用拳头紧勒马缰绳的缘故，手指的关节间流血不止，后虽涂药痊愈，但由于经常如此，最后四指中节都生出老茧来，上了年纪的时候，手指的伸缩都变得极为困难。这之后，他经常向人说：“身为大将只敢在士卒身后伸头探脑，怎能打胜仗？”但在战役到大阪之役告一段落之后，家康的心里更多想的是国家的治理。因为这个，比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武士，他更需要象本多正信父子、后来的天海、崇传那样长于智谋的人。
榊原康政和本多忠胜一直到死都对此不解。某次忠胜生病，家康派人去探病，忠胜在铺盖上连礼都不回地道：“最近连大人的轿子都看不到了哪！”在过去一次合战的作战会议上，本多正信反对忠胜的意见，忠胜看着正信，以贬低的口吻道：“你这种只会象会计一样算钱的胆小鬼懂得什么？”而现在自己失宠，而如正信之辈却得以重用，才会说出这样酸溜溜的话。
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战功之士在这个时代已派不上用处了。大久保彦左卫门是三河谱代中纯粹的旗本，后来在他写给子孙们的《三河物语》中，着实发泄了这样的不满。
然而不管怎样，乱时取武将，治时需文臣，这毕竟是此世的常理。
学问
这是家康在大阪之役中取胜，回骏府途中发生的事。
因为大雨的缘故，一行人在某处停宿了三日，家康对侍臣道：“道春在吗？把道春叫来，为我讲释论语。”
为雨所困之时，一般说来一定想听些轻快点儿的东西吧。如果是织田信长，会吩咐：“我想要看猿乐（能）。”如果是丰臣秀吉，则会说：“我想要开茶会。”而家康却偏好听这四方字的论语。
家康就是这样将林道春安置在身边，让他经常讲解朱子学，他对于学问异常地热心。林道春实名信胜，出生于京都，十三岁学习唐诗宋词，批点苏东坡全集，被世人认为是神童。他二十一岁讲解朱子学的经典论语，门人无数，深受其他学者嫉妒，向家康进谗。
“所谓的学者，真是一些气量狭隘的人啊！”家康笑着，反而召见了道春。他对初次见面的道春进行了测验。
家康和其他学者一起与道春会面，家康发问：“光武帝是汉高祖的第几代后人？”没一个人能答上来的，家康便问道春：“汝可知否？”
道春立刻回答道：“光武帝乃汉高祖九代孙，详见后汉本纪。”
家康的下一个问题是：“反魂香典出何处？”依旧无人能答，又是道春接口：“在汉史的正传中无从考证，但在白氏文集李夫人的乐府中，和东坡诗注中记载，孝武帝曾焚香召唤夫人的魂魄，指的就是这个吧！”
又问：“屈原之兰为何种？”
道春毫不犹豫地答道：“依朱文公之注，当为泽兰。”
家康对道春的才学非常欣赏，委以重用。后来道春成为德川家的学问最高权威，他的子孙代代被称为“林家”。
道春的老师是藤原惺窝，惺窝是藤原定家（《新古文集》和歌集的编辑者）十三代孙，在儒学上学问精深，非常有名。
文禄二（1593）年，家康听受惺窝《贞观政要》的讲解。他十分爱读此书，将其作为政治上的经验来作参考。提起文禄二年，正是秀吉朝鲜之役进行到如火似荼之时，家康也许从那时起，就开始考虑治理天下之事了。
在庆长五（1600）年，家康采用了木版活字印刷的方法将《贞观政要》出版，在前年出版了《六韬三略》，庆长十（1605）年则出版了他最爱读的《东鉴》。在这本书的序言上，学僧承兑（京都南禅寺的僧人）的文章写道：“东鉴记载了从治承四（1180）年到文永三（1266）年这八十七年中发生的大事，遗憾的是不知系何人所作，岁月如梭，世事本为人所渐忘。阅此书毕，史事顺逆一览无遗，家康公屡度此书，参祥善举，以恶为鉴。”不仅如此，庆长十七（1612）年他还让林道春写下了《东鉴纲要》。
庆长十年，《周易》出版，十一年《武经七书》出版。那之后，出版了有名的《大藏一览》（汉语翻译佛教书籍系统性的整理），使用了九万铜活字。这部书最初是由学僧崇传进献于家康的，家康道：“这样珍贵的书籍，应立刻出版一百到二百部。”结果在三个月内排出了印刷版。该书文字清晰华美，作为礼品赠与他人，其中一百二十五部每册加盖了朱印，捐赠了各地的寺院。
接着又刊行了《群书治要》（中国的书籍），为了发行此书，从京都招徕了工匠，以骏府的能舞台剧场为工场加造，不足的活字还向中国人订制，据说共造了一万三千字。
如果说光这样还算不上弘扬学问，他还在伏见造了学校（专习儒教），在江户的富士见城楼内设立了文库。
因与秀吉亲近，家康常常参加茶会、能的表演，一次因为家康的能舞滑稽，秀吉的侧近忍不住笑了起来，秀吉道：“别犯傻了，对尔等这些擅长舞艺者来说，别人都很差劲吧。但正因为家康不善于能，才会成为海道第一弓手的啊！”
的确如此，家康没有这样的逸乐之想，对于他，最大的乐趣一定就在于学问和狩猎吧！因此家康的学问都是一些相当有用的理论，而不太喜欢诗和歌。
知足
家康的学问不仅仅是出自知识欲，他是想要让学问对自身起到帮助作用。
一次，家康在谈话中对本多正信说道：“在年轻的时候，我忙于奔走战场，没有时间来研究学问，所以到老来一无学问。但我曾从他人处学到老子说过的一句话，直到现在也忘不了。那就是‘知足者常乐’。”
家康的处世哲学是质素俭约。“时时知足”的他厌恶奢侈、浪费之事，不仅是对自己，时常也对家臣劝诫。外出狩猎也并不作特别周到的准备，只带一小撮饭团和梅干，在山野之中，分两三次把它吃完，如果剩下也不扔掉，就这样带回去，并且让随行的家臣们也这样做。
某次狩猎之时，同行的一个年轻家臣梳着当时的流行发型，家康见到便将其叫到身边责备道：“混帐小子，尔祖父身居要职，心存武道四方奔走，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