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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单独外出，并且乘火车到北京。我就穿着那套昼夜不脱的衣服——棉袄棉裤、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时粮食控制很严，一般人出门都得带粮票。我吃囚粮，没有这样的粮票，只能带干粮，于是我就到伙房，凭假条领出了一个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个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窝头。我把这些塞在背包里上了路。
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它已经把我当罪犯放逐出去，现在四年以后回来，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热爱我的故乡，当她遭受日寇践踏时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劳改干部恩准不许踏上她的土地！我从火车走到月台上时觉得这块地方这样熟悉又这样生疏，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大街上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车辆。商店都关着门，没有营业的，到处静得可怕。有一两个店铺的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人们排着长队等着买东西。我一打听，得知这是卖非配给商品的，一般是食品。这叫“高级”商品，比凭票供应的东西贵得多，一斤“高级奶糖”卖五元，是凭票供应价钱的十倍，当然只有富裕的人买得起。“大跃进”本来是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在却在冲击计划经济了。
见我回家，母亲惊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着是一系列变化，母亲已经在担心永远见不到我了。我的样子大概吓了她一跳，她盯着我看了好久才认出是我，然后落泪了。我的信里什么都不能写，母亲纳闷我是怎样活过来的，现在见到我，要问的事太多，简直不知从何问起。女儿小真和阿姨争着问我生活情况，首先是吃些什么。小真拿一个我带回去的黑窝头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兴。她才十二岁，还不甚懂得愁和苦。母亲看到我的囚粮又流下眼泪，因为它可以帮助她想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饼炖肉给我吃，这是我喜欢吃的家里饭，而且久违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真高兴又回到温暖的家。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吃那样一顿炖肉烙饼，那是当初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直到多年以后说起往事，阿姨才告诉我，那一顿饭我吃掉了她们三人半个月的猪肉配给量！
当时的问题还是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仅食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从手纸到火柴，都是凭票供应。每月月初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最忙的：整个区每一户居民几十种供应票证都要备齐、算清发下去。由于食品特别珍贵，每月的供应买来以后必须保管好，每天做饭，用秤量出当天用量，不能超过，才能接上下月的供应。一不注意用亏了就得去买“高级食品”，如果买不起就得忍着饥饿，熬到当月24号以后才允许用下月粮票，才能吃上饭。市民的食品供应比囚犯好些，但也是不够吃，大家只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人们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讲话都没有力气。电车和公共汽车走得都很慢，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店员们伴着空荡荡的货架坐在柜台后打盹，偶尔有人来买东西，只需要拿过票证和钱，把规定的东西给他就完了，有时连话都不必说。大跃进已经不常提起，但到处可以看到“跃进”的后果。
这时的首要问题是我已经变得不成人样，还能不能活下去？母亲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我活下去？母亲坚信我有病，否则一个彪形大汉不会这样快变成一具骷髅。她陪我到积水潭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有严重的蛔虫病。我相信他的诊断：我们在地里乱吃，得了蛔虫病是难免的，而我的体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摄人的那点可怜的营养也没有被充分吸收。医生开了杀虫药，说因我的体力太弱，只能开儿童用的药，但比儿童加大了剂量。服药以后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几乎完全是一团团的蛔虫。这一来排除了暗中掠夺我营养的敌人，加强了我的信心。
我受难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告诉母亲我挨饿的问题。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而我给母亲的信里是不能写的。这时母亲明白了我的处境，决定尽全力帮助我。必须买高价食品（所谓“高级”食品），这就需要钱。当时物价上涨，卖东西比较容易。母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家里值钱些的旧衣服、我的手表等只要能变卖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成我的食品。一个星期假满，我动身回农场时背包里寒着炒面。烙饼、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价买来的，值五十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告诉母亲，这批东西够我吃一个月。于是母亲决定一个月以后再筹办一包，由阿姨给我送到农场。
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虫病，阿姨给我做的饭菜远远超过她们自己的营养，更不用说比我的囚粮了。被劳教四年以来饥饿的折磨，今天被慈母的温馨治愈了。自此以后每过一个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给我，一共送了十几次。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供应好转，我们也开始吃粮食了为止，体力才逐渐恢复。这一年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离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营养补助”才告终止。
我能够想像，母亲和阿姨给我送去这么多的食品是很困难的，内心感到歉疚。许多年以后食品危机已经过去，阿姨告诉我，为我送食品给她们带来的困难远远超过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难以后，母亲已经一贫如洗，她告诉我不愁没有钱不过是安慰我。有几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还筹不到买黑市食品的钱，只好把母亲和阿姨的定量供应品给我送来，告诉我是高价买的，怕我知道实情就不肯吃，而母亲和阿姨便忍饥挨饿，煮些菜叶打发日子，为此母亲的双脚都浮肿了。这些话是80年代阿姨对我讲的，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灾难早已过去，但我听后还是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带给母亲的困难太大了。母亲自己挨饿省出来的东西，我吃得那样香甜！其实我从探亲回来以后，特别是阿姨送过几次食品以后，身体已经明显好转，应该而且可以把这特殊的营养补助减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没有这样做，没有多替母亲想一想，在灾难面前只顾自己。想起来追悔莫及，为这件事我将终生愧对亲爱的母亲。
张阿姨给我们的帮助远远超出了保姆的服务范围。特别在那不少亲友都“划清界限”的年代，这种情谊更是可贵。阿姨称得起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她还健在，在家乡安度晚年，两家经常来往，像亲戚一样。
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我离婚时孩子才十一个月。她母亲很快又结了婚，离开了北京，而我先参军，后下乡，也没有多照顾她。小真是祖父和祖母养大的，和我并不熟。我被拘禁时小真八岁，在初小上学。学校的教育是把孩子培养得无条件地忠于毛泽东，因此她从小就认为父亲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对话：
“奶奶，爸爸为什么在劳改农场？”
“他在那里工作。”
“人家说，劳改农场里都是坏人，爸爸是不是坏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说他是坏人，毛主席说是坏人就是坏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会冤屈好人的。”
母亲不想再谈下去，就不再说话。学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子相信反面的说法。况且即使女儿相信了奶奶的话，在学校到处说“我爸爸冤枉”，那就要给全家找麻烦。直到70年代后期，政治形势变了，我才能向她解释她不懂的事情。那时她已经二十九岁。
六
60年代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大跃进”的锣鼓随着灾荒平息下来，于是十年以来人们第一次过了一段没有政治运动的平安日子。报纸公布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只做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报纸时常在首页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