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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发为歌吟，有所由矣。至于学术阈外，岂区区之所能及，亦无旁涉之心。尚冀朗照当悬，烦辞无待，红学幸甚。
壬戌腊尾呵冻草
（ 1983年第2辑《〈 红楼梦 〉学刊 》转自
1983年2月19日《 团结报 》第595期 ）
胡风在《〈 石头记 〉交响曲序 》中这样说：
对高鹗续书和高鹗本人得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鲁迅说他和曹雪芹只偶或相通，当是指他保存了宝黛的悲剧结束（怎样结束是另一个问题），也许还有他所同情的贾家抄家时的小碎片以及他所熟悉的贾政当考官时的社会关系碎片。至于其他，特别是主要人物们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那不但“绝异”，而且几乎全是一些名字和影子。我认为，他不但和曹雪芹的斗争目标没有任何继承关系，而且是居心叵测地企图消除掉曹雪芹的整个斗争精神。
……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那首诗是寄寓了曹雪芹深远的思想追求的。通过这首诗和宝琴叙述的那个女子的形象（当然是空想的），曹雪芹寄托了他的遐想，热望能够从国际上（汉南—外国）取得社会人生的理想，借以认识已经进入了末世的中国历史，替中国人民的命运开拓出一个光明的出路。他把这个思想愿望和那个有特殊经历的完全是新型女性的宝琴结合在一起，还企图把他寄付了深挚的感情的，情操高尚，性格勇敢的劳动者和战士型的晴雯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上（我还只能说在文学上），这样用全身心向国际上（汉南—域外）追求解决历史（人生）绝境问题的思想出路的，在十八世纪就有了一个曹雪芹。而一直到了将近两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初，这才仅仅有了一个鲁迅而已，而已！
……
曹雪芹死了，悲壮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以后，死了。他做了超过中国历史（我只有信念说中国历史）上任何文人的劳动，例如，在精神属性和精神高度上超过了几千年来一直享受着中国最伟大诗人荣誉的屈原的劳动，而落寞地穷苦而死了。
（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胡风诗全编 》）
胡风不愧是有思想的理论家，他的目光十分犀利，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有情绪上的敏感，因此尽管他不是古典文学的学者，却能够单刀直入达到曹雪芹思想精神的核心部分。当然他把“汉南”误解为“外国”显露了古典文化修养的缺陷，其实“汉南”是用典故，是指中国，所谓“昔年移柳，依依汉南”（ 庾信《 枯树赋 》）。不过这种误解并不影响胡风对这首诗在义理上的引申，因为这首诗是假托身在异域的外国女孩遥想中国，毕竟还是从“外国”的角度描写的。
红学界一直缺乏像胡风这样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气质的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的精神差异不能感受深切就是表征，这是周汝昌从研究《 红楼梦 》以来总是感到“孤独”的一个根本原因。突然读到胡风这样的诗文，当然是如电光火石一般震撼和激动了。此后周汝昌和胡风有过一两次交往，曾另赋诗作赠给胡风，只是未留底稿，不能引录了。
顺便提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同是“胡风分子”而“反戈一击”的舒芜，也是一位《 红楼梦 》爱好者，还出过一册名为《 说梦录 》的《 红楼梦 》研究著作。有趣的是，舒芜在红学上的学术立场也正好与胡风尖锐对立。他说：“即使后四十回全是高鹗手笔，广大普通读者实际上已经肯定他续得成功。”“我从来说的是《 红楼梦 》，不是《 石头记 》。”“后四十回的功绩，就在它掌握了前八十回艺术形象发展的规律……”“高鹗的贡献，就在他遵守了现实主义的规律，而没有单纯地从自己的‘心志’出发来捏造情节。”（《 说梦录 》）为什么胡风与舒芜这两位曾是同一个文艺思想阵营的人会对《 红楼梦 》有如此针尖对麦芒的意见？舒芜曾与周汝昌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多年，按说比胡风有更多的可能和更好的条件了解红学的深层次内容，为什么却与周汝昌的红学观点圆凿方枘呢？而胡风根本不认识周汝昌，两人的红学观点却一致得惊人。笔者以为，这就是人的气质性分在起作用了。气质性分有差异，近在咫尺也是肝胆吴越的。气质性分有相近之处，则远隔天涯海角也能呼吸交通。
鉴于对“两种《 红楼梦 》”接受之艰难的历史进程，笔者因此提出了一个“两个半”的命题：“真正从精神实质上理解了曹雪芹，读懂了《 红楼梦 》的，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两个半人：胡风和周汝昌，鲁迅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也只读懂了一半，但鲁迅的思想实质是与曹雪芹相通的，那就是对伦理本位文化产生的国民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对传统文化负面的深刻绝望。”（ 1988年12月18日作《〈 红楼梦 〉现象的文化剖析 》，见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当然，这里面又有复杂的红学发展的时段性问题，所以笔者后来进一步说：“红学这个小梦魇之上，笼罩着更大的梦魇，那就是传统文化心理的惰性层面与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话语强行进入时造成的复杂纠葛与错位。续书作者、续书文本摆不脱传统的阴影，续书的接受者则除了传统的梦魇之外，又多了传统优秀层面断裂的窘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在清扫房间污垢的同时连同珠宝也一起扔掉了，后人只有在双重的梦魇之中颠倒困惑，恍惚迷离。因此，在红学研究与《 红楼梦 》的审美接受上，表面上只是一部小说的阅读，实质上却聚焦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病象与挣扎、升沉与进退。《 红楼梦 》接受史上能跳出梦魇的人寥若晨星，红学研究的途程格外荆棘丛生，原因全在这里。因为这需要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有鞭辟入里的感受、理解和认识，既能承续其精彩辉煌，又能对其负面进行严肃的反省批评，还要对西方文化的进入所造成的冲击与扭曲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清理。鲁迅与胡风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 红楼梦 》接受的干扰，因而更强烈地反思‘国民的劣根性’；周汝昌后来则更关注西方文化的侵入造成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断裂对接受《 红楼梦 》造成的障碍，这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针对不同的最迫切现实问题强调不同的侧面，是红学发展之时段性、针对性的体现。其实他们的精神本质是相通的，所以他们都要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要从精神上‘去蔽’——虽然对‘蔽’之所在因时代的差异而着重点不尽相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汝昌又会高度评价鲁迅与胡风，引为同道与知音。”（《 独上红楼 》）
从对胡风诗文的“惊奇”，到电视剧《 红楼梦 》以探佚思路改编而使曹雪芹的真思想真艺术初步深入社会大众，的确微妙地体现了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有内在的合理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周派红学”虽受非议和阻遏，但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确是《 红楼梦 》研究和红学发展史上一个兀然耸起的空前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艺术史演变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前面的行文，主要集中在红学方面的情况了，这当然是周汝昌的“主流”。但并不是说，除此而外，周汝昌就没有其他的日常生活情趣和文化活动。关于书法和诗文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将另辟专章评述。在《 北斗京华 》等随笔集中，周汝昌写有不少随笔，既有“斯文向往”，也有“胜迹寻痕”，还有“师友襟期”，读起来，可见周汝昌颇有雅人深致，除有各种文化胜缘如开会、交友外，在年龄尚未太老时，也不时出游，流连于燕京古都的名胜园林之中，如“蟠桃宫”、“二郎庙”、“红楼四壁驻长春”、“太平湖寻梦录”等。这些游赏也往往会和曹学、红学自然发生因缘，惟各篇未注明确切日期，不好“追踪蹑迹”一一缕述。这里就追述一件周汝昌在80年代红学之外的笔墨因缘，借以对周汝昌的“全人”风貌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这件事还与笔者有一点小瓜葛。笔者于1964年9月至1968年12月下乡插队前就读于武汉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高中，这是一所“王牌学校”，学校的师资很强。教语文的汪厚铎老师（ 1926年生，江西乐平人 ）原是国立杭州艺专学国画的，古典文学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