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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往往是更为错综复杂的。
当时的批评者，特别是俞平伯的朋友们，就在不得不写文章表态批评俞平伯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对准了周汝昌。
周汝昌文章发表的第二日，陆侃如（ 1903—1978，时为山东大学教授 ）的《 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新中国学术界里残存的毒害——读锺洛同志的〈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的一些感想 》（ 1954年10月31日《 光明日报 》）中就捎带了周汝昌：“如去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里边莫名其妙地抄了许多诗文碑传谱志，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而没有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实在也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若不及早大声疾呼，予以当头棒喝，则在文学遗产的批判接受上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使工作上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
魏建功（ 1901—1980，时为北京大学教授 ）发表《 批判〈 红楼梦 〉研究中唯心观点的意义 》（ 1954年11月26日《 光明日报 》），在批判了俞平伯“三十年如一日地走着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道路，胡适所传播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道路”以后，也兼顾了一下周汝昌：“最突出地在他们影响之下又产生了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的《 新证 》简直是烦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也就是这种思想方法毒害最可怕的表征！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算是一种控诉，虽然我认为周汝昌诉说自己所中的毒害还不够深刻。”
褚斌杰（ 1931年生，时任教于北京大学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 1955年1月16日《 光明日报 》）是专门针对周汝昌的，而且批判得很尖锐。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如果读过胡适在一九二一年所写的《〈 红楼梦 〉考证 》，那就不难发现，周汝昌先生的这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与前者是持着完全相同的错误观点的书。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材料的征引上更加繁琐；但对《 红楼梦 》的内容则做了同样严重的歪曲。”后面又有：“周汝昌先生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方法和胡适、俞平伯先生的一致性，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巧合，他们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自然主义观点乃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他们企图利用自然主义来否认艺术的阶级性，否认艺术可以用创造典型的方法来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减低艺术的社会作用。”此外还有：“周汝昌先生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形成他在研究中的‘本末倒置’的方法”、“他自己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我们要坚决肃清这种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趣味主义’的不良作风”等等。
宋云彬（ 1897—1979，时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在《 展开思想斗争，提倡老实作风 》（ 1954年11月30日《 解放日报 》）中说：“我要大声疾呼地喊出‘提倡老实作风’的口号。我是有感而发的，我觉得有些同志的作风实在欠老实。……像周汝昌先生，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只在《 引论 》里稍为说几句‘乾隆朝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家庭的崩溃的一大转捩点，极盛之中孕育了衰危’等等的空话，实际还是像陆侃如先生所指出的：‘里边莫名其妙地抄了许多诗文碑传谱志，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而没有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实在也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他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 红楼梦 〉新证 》，先发制人，写文章批评了俞平伯。”
《 红学：1954 》中说：“宋云彬似比魏建功胆子大，批判的言辞自也尖锐了许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居然敏锐地看透了周汝昌发表《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的动机是，‘他怕人家从批评俞平伯牵连到他的《〈 红楼梦 〉新证 》’，所以‘先发制人’。”
宋云彬还说：“参加这个讨论当然是好的，然而像周汝昌那样，似乎应该先批评自己，至少对自己的批评应该老实一点。可是他对自己批评得很不够，责人重而责己轻，还说他自己是‘努力找寻《 红楼梦 》的社会政治意义，把《 红楼梦 》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的。（ 周汝昌的文章载于十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 》）这已经够不老实的了。还有极不老实的地方；他企图把责任推给鲁迅先生。他说他在写《〈 红楼梦 〉新证 》的时候，因为‘主要还是想强调鲁迅先生的“写实”“自叙”说，藉以摧破当时潜在势力还相当强的索隐说法’……这是透顶的不老实。……周汝昌怕人家指责到他，先扛出鲁迅来挡一挡。”
宋云彬在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俞平伯的朋友，他在批判了周汝昌后，就巧妙地替俞平伯作了一些辩护：“如果俞平伯也是这样，他拒绝人家的批评，说：‘请你们看看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罢，他也认为《 红楼梦 》是写实，是作者自叙的呢。鲁迅还引用了我的话，这就说明了我的话并没有说错呀！’那么我们难道偃旗息鼓，承认我们的批评倒是错了吗？”宋云彬最后进一步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只怕自己不老实；不怕犯错误，只怕犯了错误自己不认账，还要多方掩饰，甚至想把犯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这当然还是在指责周汝昌“不老实”。
宋云彬的这篇文章在华东作家协会1954年12月编印的《〈 红楼梦 〉研究资料集刊 》中被收入，但在作家出版社1955年10月正式出版的《〈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则被摒弃。《〈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为什么对这一篇不予收录呢？可能还是和“上边”对周汝昌的“保护”态度有一定关系。
胡念贻（ 1924—1982，时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的《 评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 1954年12月号《 人民文学 》），是一篇更全面的批判“考证派”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的论著，出版了俞平伯先生的《〈 红楼梦 〉研究 》和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各报刊上还发表了一些俞平伯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人的文章。这些著作和论文，在读者中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总的说来，它们不独不能使读者达到真正认识《 红楼梦 》的目的，反而引导读者走入错误的方向。”
后面正面展开的批判主要是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俞平伯，第二部分针对周汝昌，第三部分针对吴恩裕。对周汝昌的批评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 红楼梦 〉新证 》，第二部分批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
对《〈 红楼梦 〉新证 》，批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极力去考证《 红楼梦 》的贾家即曹雪芹自己的家世，《 红楼梦 》是曹雪芹的自传，竭尽附会穿凿之能事，是胡适所提倡的新索隐派的一个高峰”，“一言以蔽之，就是牵强附会。小说中人物的形象，照他那样考证下去，结果就只有被破坏了”。
对《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则批评周汝昌用鲁迅的话为自己辩护：“意思是说：‘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这说明周汝昌先生还是不承认‘写实’‘自叙’的错误的，只是大家反对他，只好勉强说是错误罢了。所以遇到这个关头，他还是要引鲁迅先生的话来做挡箭牌。”另外就是批评周汝昌用“社会政治意义”来为自己辩护：“这好像把‘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基础’了解为作家个人家庭的经济情形，把社会政治背景只看作一小撮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活动和作者家庭的历史背景。这样，《 红楼梦 》就不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只是描写了暴露了自己的家庭。”
此外对周汝昌作批判的文章，王知伊（ 1917—1989，时为上海出版事业管理处审读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及其他 》（ 1955年1月19日《 文汇报 》）和施子愉（ 时为武汉大学教授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 1955年4月号《 长江文艺 》）专门针对周汝昌而且批判得比较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