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免“量狭” ）。这种区别甚至在两个人的书法风格上也能看出来。这里面不存在褒贬倾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
在俞平伯和周汝昌的著作中，毛泽东会本能地感到和谁的距离近，和谁的距离远。我们再看《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透露的情况。毛泽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的拒斥感，主要是来自他对其中思想、感情、趣味的格格不入。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粗粗地划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划上了竖道，而且还划上了问号”；俞平伯说“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为十二钗作传’这6个字旁边，毛泽东用铅笔先划了一竖道，后又划了一个问号”；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 》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并引了江顺怡的《 读〈 红楼梦 〉杂记 》一书中的两句话：“《 红楼梦 》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毛泽东在“怨而不怒”和“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文字旁都划了竖道和问号。如果我们想想《〈 红楼梦 〉新证 》中所论证的内容，强调的是曹雪芹家族被雍正帝抄家迫害，从而激发出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愤慨反抗，毛泽东会有更多的认同感，难道还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价值的认识，毛泽东也是与周汝昌相近，与俞平伯相远。俞平伯说：“平心看来，《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划了两条粗道，然后又划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的极高评价：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在文学上有部《 红楼梦 》’，‘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 红楼梦 》’，‘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 红楼梦 》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红楼梦 》写的是很仔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反观《〈 红楼梦 〉新证 》：“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中国旧文化就建筑在封建社会家庭制度之上，《 红楼梦 》不啻为旧文化旧制度作了一篇最详尽最生动的总结账，象征着这巨大的崩溃，无可挽回的运数。”“曹雪芹的伟大，除上述者外，也在于他的超人的文学才能，万难比拟。”
对俞平伯说“《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毛泽东划了粗道打了大问号，周汝昌则针对俞平伯的这个观点说“这真使我异常‘震动’”。毛泽东和周汝昌的见解不谋而合，与俞平伯则扞格难入。
毛泽东对周汝昌要予以保护，对俞平伯则要坚决批判，这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不是洞若观火吗？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54年那场风暴刚刚生起的漩涡中，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任何人都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这就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
袁水拍的《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在《 人民日报 》刊出后，从1952年2月开始兼任《 文艺报 》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就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实际整肃对象。由于那一小篇其实有点是“例行公事”的编者按，他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资产阶级贵族大老爷”的大帽子，后来“接二连三，牵五挂四”（《 红楼梦 》第一回 ），又牵扯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中，于1957年被定为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1976年含冤而死。
有了上面这些事实和论述作铺垫，我们对周汝昌在1954年及以后的某些遭遇就会有更生动的了解。在《 社长冯雪峰 》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有这样的回忆：
（和冯雪峰）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存亡——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 文艺报 》，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 红楼梦 》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后，忽又由聂公（指聂绀弩——引者）通知我，冯雪峰要约我晤谈一下。当日晚上，我到社，聂与巴人（王任叔）已在一辆黑色车上，我上了车，聂公自己坐在司机旁，把我让到巴人的旁位。车在夜晚开动，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冯公之原住处是什么地方（不是后来北新桥附近的那一处）。只记得门是日本式的木板旁推（入夹墙）的异样房门。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公亲自忙活倒茶。
他约我的意思仍然是为了《 文艺报 》需要讨论《 红楼梦 》的文章。他仍然和蔼客气，彬彬有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一切，看来他当时也不是怎么清楚——我是一贯书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聂、巴二公在侧，不见多口插言。
后来方知，那是《 文艺报 》拒绝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速，性质也严重。冯的紧张，有由来也。
如今想来，冯公那时找我来“救驾”，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怜”——竟无别人可求。这真令人喟然兴叹。
我遵嘱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记不得了，大约必是书呆之论。此文后来悄然无所闻——当然是不能用吧。我希望档案中还可发现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一种“趣味”也。
这是1954年冬日的“陈迹”了。此后便无缘会他。等到再见，那已是“文革”热闹中间，曲曲折折之后，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时候了。
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幕。不过周汝昌认为冯雪峰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其实可能正因为冯雪峰早知毛泽东比较欣赏周汝昌的书，周汝昌又的确是“红学专家”，才出此下策吧。不过当时波诡云谲，瞬息万变，周汝昌能保住自己已经不易，哪里还能为别人“救驾”。
毛泽东要保护周汝昌，但大家又不真正明白。《〈 红楼梦 〉新证 》又是“考证派”的集大成，所以还是有一些人写文章对周汝昌也大加挞伐，其实也是自然之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周汝昌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发表得太快，而大家又并不知道那是“上边”的意思，是“奉命”而写而发的，所以在一般印象看来，好像周汝昌很会“见风使舵”，比别人更快地对俞平伯“落井下石”，这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而比较重视“气节”的知识分子难免要“腹诽”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不作深入研究而只看表面现象，拿这件事“敲打”周汝昌。即使一些史学著作也有点“想当然”，如《 红学：1954 》关于周汝昌的那一章就名为“周汝昌引火烧身”，好像正因为周汝昌过于“聪明”，抢先发表批判文章以自保，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但历史往往是更为错综复杂的。
当时的批评者，特别是俞平伯的朋友们，就在不得不写文章表态批评俞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