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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是发自心底的激动、狂喜、幸福、兴奋！其他几件高兴事则是1947年发现敦敏《 懋斋诗钞 》、1953年从邮局取回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1970年听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调自己回京。
在考取“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报到的过程中，还有一幕有趣的插曲。被录取者中有许多是原日伪时期就在海关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裁退又重新报考的旧任职员。这些人对海关的工作情况很熟悉，周汝昌则是一个“新手”，对工作内容一无所知。出来一位海关人员对新录取者询问情况，分派职务，挨个儿点名、打量、谈话。周汝昌印象中，此人身材相貌都很“顺眼”，魁梧端正，说话也和蔼，因此在问答时，周汝昌不禁想显示一下自己，侃侃而谈，从容自若。当谈到分配到哪一“组”去工作时，周汝昌问具体都干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是跟随大车协助关员等人去查仓库、点货、列单、编号等。
周汝昌立刻回答说：“我不干了——我辞职。”
旁边那些一同被录取的人听周汝昌这么说，都又吃惊，又好笑，心想这个年轻人大概是个傻瓜。那位关员的脸上也露出惊异的表情，不过他没有说“那你走吧”，而是想了想，问：“你是愿意在办公室做内勤工作？”周汝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并不知道“内勤”具体要干些什么。
那个关员微笑着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助理员，怎么又不干了？”周汝昌回答说：“我知道。我应考是试试，今天真不愿干这个了。”关员说：“你等等。”转身离去，不一会返回，对周汝昌说：“杨主任要见你，请随我来。”
周汝昌在办公室见到了戴着眼镜颇为威严的杨主任。杨主任一口京腔，但从咬字能听出是南方籍贯。杨主任询问为什么不愿做外勤，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周汝昌年轻心热，把这位杨主任当作抗战后方来的亲人，倾吐自己在几年沦陷中暗室偷生，努力学习的情况。杨主任没听几句，就打断说：“就不要说这些了，等调来你的卷子看看。”听差不一会就拿来考卷卷宗，杨主任找出周汝昌那一份翻阅查看，周汝昌从旁边偷眼一瞥，见右上角的一个分数是“97”。
杨主任看完考卷，抬起头来对周汝昌说：“那你就在屋里吧！——明日一早来上班。”
周汝昌在大办公室做起了“内勤”，与一位姓姜的同事一起，整天忙碌着写信封、发通知存栈的货单——这都是些和敌伪没有关系的商人自己存在仓栈的私产，但要不被政府视为匪产没收，商人们必须办理提货手续——当然是要纳税金的。工作不重，事情简单，周汝昌干得也挺来劲。但不久，因为与同事向上级“索薪”，周汝昌又“失业”了。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机构，天津人谐音叫“劫收”。这个“津海关”招收了新员工，却不按原规定发满薪，每月扣钱。此时的钱已经变得十分“毛”，政府今天发行“法币”，明天又发行“关金券”，名目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因为每一改“新币”，老百姓就得把几十、几百的旧币换成“新”的一元钱，遭受巨大损失。“津海关”扣薪不全发，让这些小职员更是雪上加霜。员工多次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周汝昌与商文藻这两位考试录取的“榜眼”和“状元”，就起草申诉信，向上海的总税司丁贵堂申诉，要求命令“津海关”履行招聘时的条件。申诉信中英文一式两份，由周汝昌起草，商文藻负责打字成文。但其他同事却都不敢参与或协助出力。而且还有一个姓魏的装作同情，打听了情况后就向上司“打小报告”。
结果是，“津海关”的税务司司长召集员工代表到大厅开会“训话”，打官腔，企图将这些人威吓一番了事。一二十个员工代表都鸦雀无声，不敢抗争，害怕丢了饭碗。周汝昌又站出来侃侃而谈，据理力争，把税务司长说得张口结舌，只好由一个手下人说了几句门面话下台阶。
但没过几天，周汝昌的办公桌就被“调动”到一个后面的冷落大屋子，再无事可做。不久就宣布“接收”事务的工作量已经越来越少，“助理员”要分批裁减了。不用说，第一批被裁退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汝昌。而没有被裁减留下继续工作的职员却被加补了薪水。
8重返燕园
被“津海关”裁退，对周汝昌来说，其实是一件人生幸事。因为如果就这样长期干下去，很可能就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了，大概仍然会成为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但那情况可就迥然有异。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因为一时失算，中途从大学退学，就业谋生，从此就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虽然后来也在红学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到底与专业学者有区别了。
辞职回家，就想到向燕京大学申请复学。但校方回复说，你提出申请的时间太晚，已经过了旧生回校续读的规定期限，要上学，必须按插班生对待重新考试。周汝昌最不怕的就是考试，而且阅卷子的其实是周汝昌已经留校担任教职的原来的同学。1947年的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如火如荼之时，周汝昌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这次入学，原文学院长周学章已经作古，周汝昌是通过周学章的夫人许淑文联系返校的。办完手续后见时任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先生，呈上了各种单据、选修课表由院长签字确认，才算正式入学。梅贻宝看了周汝昌的申请书，很欣赏其表述文笔，对助手张光裕夸奖说：“这是个才子。”
1940年第一次考进燕京大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汝昌没有见过校长司徒雷登（ 1876—1962 ）。这第二次入燕园，则有一次拜访司徒校长的经历。那是当年的圣诞良宵，燕园有个风俗习惯，这一晚凡外籍教师都要敞开门户，张灯结彩，欢迎同学家访。有一个同年级同学周培章，也是二度返校的，他抗战时参军，在南方见过司徒雷登，就约了周汝昌去司徒雷登住的临湖轩拜访校长。
周汝昌那时的英语口语很好，曾在英语训练辩论课中赢了当过美国兵的同学黄再兴。但这次初见司徒雷登，周汝昌却有点嗫嗫嚅嚅，主要是周汝昌不知道该如何讲自己二度入校的复杂经历。幸亏周培章在旁边圆场，替他介绍了几句，周汝昌才从激动中镇定下来，用英语和司徒雷登说了几句。司徒雷登立刻听出他的英语很好，就称赞说：excellent。 这句称赞让周汝昌印象深刻。1949年以后，周培章去了香港，后来曾托同学带给周汝昌一封信，还附有一纸英文短柬，是司徒雷登写给周培章的。周培章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周汝昌，自己又和老校长联系上了。
1951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陆志韦（ 1894—1970 ）为燕京大学校长，他是个语言音韵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在1941年就曾当过代理校长，处理一个日本人撞死一名燕大学生的事，陆校长严肃沉痛的讲话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曾去过陆校长家一次，还保留有陆校长的一纸手迹，是通知周汝昌获得奖学金的事。
不过，再一次重返燕园，周汝昌的心境情态却和第一次入学时大不相同了。六年过去了，是饱经战火失学躲藏辗转求职动荡不定愁烦忧愤的六年，是生理和心理发育都从青年向成年转型的六年，这一切都早已在心灵中烙印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痕迹。用周汝昌后来自我回顾的话就是：身世沧桑，伤情易触，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有时甚至是一种“消沉”的悲怀。
对这种悲怀情绪的排遣，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宣泄转移，可以是酒，可以是色，可以是赌博，可以是放浪形骸，可以是文学创作，可以是搞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但这一切都不适合周汝昌。他的性格、气质、兴趣、趋向和以往的经历决定了他只能以另一种方式消解生命的郁闷，使被压抑的生命活力得到升华。
这就是一头钻进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大图书馆。
恢复后的燕京大学，有名的老师走了不少，教学效果也不如过去那样多姿多彩吸引人，教学活动本身已经不能让周汝昌满意，他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图书馆的大量阅读之中。同时，有了六年来的自学积累，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只知道“被动学习”的学生，而开始一种富有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他走上了文史考证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