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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他征求我对越战的看法，我说自一年前会面至今，局势发展越来越不乐观。尼
克松总统辞职了，无论福特总统意愿如何，美国国会势在必行，决意把对越南和柬
埔寨的援助削减一半，这两个政体恐怕难以长久维持。这一番看来前景暗淡无望的
评析，使苏哈托忧心忡忡。
我担心泰国局势继南越和柬埔寨成为共产国家之后，会变得不稳定，新马将因
此四面楚歌。新加坡纵然有超过75％人口是华人，却始终是东南亚的一员，我绝不
容许岛国成为中国或苏联利用的对象。看得出这一番话令他释然。
第二天，他在印尼驻新大使馆向1000多名印尼侨民发表演讲，在传媒面前，毫
不讳言印尼鉴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正积极到处寻求技术援助和资金，其中包括新加
坡。他公开接受新加坡为平等的独立国，承认我们能为印尼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标
志着印尼对新加坡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金边和西贡相继沦陷后，我于1975年9 月
在巴厘岛与苏哈托重逢。当时共产势力正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
东南亚似的。敦拉扎克先于1974年5 月访问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在金边失守
后，马上承认当地的红色高棉政权。苏哈托语带失望地说，他早已向敦拉扎克清楚
说明印尼和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经验，他也曾经在雅加达向泰国首相克立。巴莫做出
同样的表示，结果克立在1975年6 月西贡沦陷两个月后，到北京访问时，还是同中
国建交。在苏哈托看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局势正不断恶化，东盟如果继续这种各
自为政的做法，径自迫不及待地承认越南的新共产政府和红色高棉，那么，我们坚
持对抗共产势力的意志迟早要崩溃。他意识到独新、印看法相近，在情绪上也不谋
而合——不做过度的反应以讨好中南半岛的共产国家，也不像马科斯总统不久前访
问北京时，发表华丽浮夸的演讲那样，口口声声歌颂共产党政权。
虽然我们最关切的是东盟的安全局势，却同意东盟应该公开强调政经合作，低
调处理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可以私下进行合作，尤其是交换情报。印尼和新加坡应
该巩固各自的优势，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同其他东盟成员国一起进行经济合作。苏
哈托没有谈到东帝汶，印尼在两个星期后占领这个地方。这次会谈很顺利。每逢区
域局势急转直下，新、印总会做出相似的反应。
但是，三个月后，在联合国就印尼占领东帝汶的行动进行表决时，因为新加坡
弃权，致使新、印关系第二次出现冷淡期。其他东盟国家都投票支持印尼。我们在
雅加达举行的军人节和国庆日庆祝会，都遭印尼军方领袖抵制。新加坡驻雅加达参
赞向我汇报说，一些印尼将军透露，比起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被处以绞刑正法一事，
苏哈托这回的怒气更盛。
迟至一年后，1976年11月29日，苏哈托到新加坡进行非正式访问，我们俩的私
人交情才重新修好。我告诉他，新加坡实际上并不愿意给印尼和东帝汶之间的日常
关系设置障碍。我们接受东帝汶作为印尼领土的事实，但是绝不能公开认可印尼的
人侵和占领行动。他接受我的立场。如果我们当初投票支持印尼，等于是在我们本
身的安全问题上，向全世界发出错误的信息。
令他开心的倒是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我同意非正式地为他提供新加坡的贸易统
计数字，协助印尼抑制新、印两国之间的“走私”活动，条件是这些数字不能公开，
谁知他却要公开这些数字。我解释说，两国使用的统计归类法不尽相同，公开发表
这些数据，只会引起传媒和公众的更大误解。苏哈托表示有把握能让印尼媒体服服
帖帖，但他最后总算答应先仔细研究公开发表数据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才决定要
不要这么做。我们接着同意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设立海底电信联系，技术细节交由
两国官员进一步研究。尽管会议进展顺利，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拉欣依萨仍不忘提
出警告说，在印尼领袖和人民心目中，新加坡始终是个华族国家，他们对新加坡的
态度难免跟他们对国内华裔人民的态度纠缠不清。他警告说，印尼国内一旦萌生什
么不满情绪，新加坡会成为最方便的代罪羔羊。当印尼在1998年至1999年间陷入危
机时，这话证实应验了。
苏哈托总统的个性、脾气和宗旨使我个人能跟他建立友好的关系，这是我们的
福气。他是一个沉默有礼的人，只是比较拘泥于仪式和礼节。我访问雅加达之前，
他如此谨慎地预先试探我的立场，这与他的性格吻合。经过两次会谈，我们相互信
任。这些年的相处使我发现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不轻易做出承诺，但是说过的
话一定履行。言行一致，贯彻始终是他最大的长处。他比我年长3 岁，脸阔鼻宽，
总是一脸沉默寡言严肃的表情，但是且熟识，他就会时时挂着笑容。他十分享受吃
的乐趣，尤其喜欢甜品，但也努力通过散步和打高尔夫球控制体重。低声细语，从
容不迫是他说话的一贯姿态，但是一谈起重要课题他也会活泼生动起来。
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却懂得任用能干的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当部长。他选择
了威佐约。尼蒂萨斯特罗教授、阿里。瓦达纳等毕业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
学家组成班底，在他们手中，印尼向外来贸易与投资敞开大门，逐渐成为一个成功
的新兴经济体。
我和苏哈托的交情，克服了印尼人和新加坡华人之间的无数偏见。70年代至80
年代这个时期，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见一次面，保持联系，交换意见，讨论种种新出
现的课题。例如，我向苏哈托解释，语言和文化是非常棘手的情绪问题，不得不敏
感地谨慎处理。英文纵使是每一个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推广华语运动”还是不
得不推行，因为新加坡华人至少说7 种不同的方言。原籍马来西亚或印尼的新加坡
马来族人民，同样放弃爪哇语、布央语和噀他语，转而一律使用马来语。至于新加
坡华族观众在印尼与中国的羽毛球赛中为中国队喝彩一事，不过是一些大声喧嚷的
亲中国群体的愚蠢行为。他们甚至在新加坡乒乓选手与世界冠军中国选手比赛时，
也向自己的选手喝倒彩。我说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在思想意识上将会变成新加坡人，
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
发展巴淡岛苏哈托要把巴淡岛发展成为第二个新加坡。那是新加坡以南20公里
外的一个岛屿，面积是新加坡的三分之二。1976年，他建议我协助印尼发展巴淡岛。
当时岛上缺少基础设施，只住了一小批渔民。他把发展巴淡岛的重任交由刚受委的
科技顾问哈比比博士处理，委派他来新同我会面。我鼓励哈比比利用新加坡推动巴
淡岛的发展，不过向他解释先得把岛上的公路、水电和电信等基础设施都发展起来，
并消除行政瓶颈。如果他能争取印尼经济部长和贸易部长拨款资助这项工程，我答
应免去新加坡和巴淡岛之间人们和货物往来的一切繁文，方便巴淡岛接驳新加坡的
经济动力网络。但是，真正在巴淡岛进行投资的，必须是商人本身，他们得自行判
断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有利可图的。印尼新闻界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了解这个道理，
因为印尼的主要计划，无论是钢铁厂、石油化学厂或水泥厂，向来都是政府的投资
成果。我必须再三解释，新加坡政府只能推动新加坡和巴淡之间资金、材料和人临
的流通，我们可以鼓励企业家进行投资，但是无法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尝试说
服苏哈托让所有只生产出口产品的投资商在巴淡享有100 的外资股权。1989年10月
我们重逢，苏哈托表示愿意让纯粹生产出口产品的公司，在首5 年内享有100 ％的
股权，5 年后则须把部分股权拨给印尼。这一优惠虽不比新加坡所提供0 的条件吸
引人，却足以吸引一些渐感新加坡营业成本增加的工厂，把基地转移到巴淡岛去。
其中一家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同印尼集团合资，在巴淡岛开发一个
占地500 公顷的工业园，积极争取跨国公司和本地工业家进场。这项工程果然取得
成功。到1999年11月，工业园吸引的投资额已达15亿美元，所雇用的印尼员工超过
7。4 万名，即使金融危机在1997年降临印尼，它依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