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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
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
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
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就
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
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
赴英国进人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
“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
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
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
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
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
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l 龄层在考试中成绩
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
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
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的优秀生，家长
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
人的。我把这些数据l 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 名最杰出
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
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
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
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
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
恩斯坦。他在1989年5 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
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
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
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
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
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
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成立社交发展署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
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
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
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再一次抓
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
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刚起家长们的恐慌，
个个急得四处求助。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
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她们感
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
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
’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
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
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
偏见谈何容易。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 ’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
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
为妻。‘O ’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上嫁，男性只想下娶，结果是教育
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
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
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
时已增加到9。7 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
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
生育少，而且少很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
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 ，小学程度2。3 ，没上过学的4。4。为人父母者要生育
2。l 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
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
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
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内阁中
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
说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
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
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的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
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
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
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
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
优先权。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
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
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
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
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
学、理工学院、‘A ’水准和‘O ’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
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体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
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许
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
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
可能永无成功之日，佚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
说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继续生育
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