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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称为官委议员。这个计划很成功，它
让非行动党出身的杰出人士进人国会。官委议员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他们对
政府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认真的批评。政府也同样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
其中一位官委议员温长明还以无公职议员的身分提出一项议案，并获国会通过，成
为后来的赡养父母法令。
1984年的大选过后，我们成立了民意处理组，提供管道让公众通过论坛和反馈
会议，对一些政策发表意见。议员以同情聆听的态度主持这类会议，目的是收取民
意，不是笼络人心。这使得人民大胆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所有相左的意见都
会令我们改变或撤销条例，但是这些反馈有助于政府改进政策。继1965年新马分家、
1968年英军开始撤退之后，大选便成伪行动党探测支持度的全民表决，不再是输赢
的问题。行动党的l 得票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数逐渐增加的年
轻选民未曾经历过早期的挣扎，对行动党的忠诚不比上一代人。他们要有一个反对
党的声音同行动党抗衡，向政府施压，以获得更多优惠，同时使强硬政策软化。这
么做迟早会造成无能之辈当选。这种情形确实发生了。
吴总理在1991年宣布举行大选时，反对党改变策略，不再派出更多能力差的候
选人上场，而是在提名当天，故意让行动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大多数议席。
他们知道，人民希望国会里有一些反对党代表，但是也希望行动党稳操执政大权。
反对党说这是他们的补选策略。这一招果然奏效。南洋大学毕业，本身是潮州人的
刘程强，为工人党在潮州人居多的后港选区取得胜利。结果显示他是一个称职的基
层领袖。詹时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三个议席，成为国会里最大的反对党，詹时中也
正式成为反对党的领袖。新的民主党议员表现平平，有负众望。詹时中有建设性，
然而缺乏慧眼，否则他应该有能力建立一个规模可观的政党。1992年，他满怀信心
地引荐一个貌似可信的年轻讲师作为他的红牌候选人，推荐他去参加补选。不到两
年，这个得意门生却把他驱逐出党，迫使他不得不另起炉灶。
1997年大选，行动党在83个议席当中只输给了刘程强和代表一个新政党的詹时
中。行动党获得有效投票率的65％，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也扭转了得票率下降的趋
势。我们击败了在1991年中选，但之后表现令选民大失所望的两个民主党议员。为
了对付反对党的“补选”策略，行动党亮出竞选之饵：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计划时，
将根据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来决定某个选区是否享有优先权。美国自由派人士批
评这种做法有欠公平，听起来好像政治拨款的把戏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似的。
现任行动党领袖正处于同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建立心连心的联系的过程。1997至
1999年的区域金融灾难对从没吃过苦的这一代人来说，是个考验。人民、领袖双方
面共同克服了困难而变得更加坚强。这场危机以及同马来西亚时而发生的摩擦，使
新办坡人高度警觉地认识到，生活在东南亚的现实环境中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同僚
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我有所怀疑。
科技与环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新加坡人将有新的工作方法、
新的生活方式。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国际枢纽，我们受到外来
影响的程度将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
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
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
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新加坡可走的路不多，所以即使政见不同，在为我们的问
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将不至于无法达成共识。
9、婚嫁大辩论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任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
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
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
本应预见到的。
1983年8 月14日晚上，我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通过
两个电视波道全部现场直播。那是观众最多的时刻。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
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
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后来，人们称那次的讲话为我的“婚嫁大辩论”。不出我所
料，这番讲话引起很大的回响。内人芝事前就警告过我，教育水平只有“O ”水准
（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的女性人数远超过大学毕业的女性。这件事导致人
民行动党在次年l 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比我所预料的还多。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透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像
新加坡这样一个资源稀少，建国初期只有区区200 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人才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这里的华族移民大部分是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后代，大多由劳工承包
商通过契约招募而来，干的都是扛货物、拉人力车之类的粗活。早期的印度移民同
样是契约劳工，从事割胶、修路、挖掘沟渠等工作，他们多属印度最低种姓。当时
也有三五成群的印度商人和文员，最能干的是信德邦商人和印度教婆罗门人士，尤
其是他们的僧侣。他们的后代同样不逞多让。马来人一般上则文比理强。
值得庆幸的是，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是区域教育中心，有优秀的学校和师资
训练，以及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有文科和理科）两所高水准学府一它
们后来在新加坡合并为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和婆罗洲等地最聪明的英校生前来这里
深造，住在基督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前来受训成为医生、教师和行
政人员。他们是马来亚、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群l 岛一也就是后来的印尼一等地600
多万个华族与印度族移民当中的精英。同样，我们也有本区域最优秀的华校。这一
带的华族成功人士把子女送到这里接受教育，之后再升上当时仍以华文教学的南洋
大学。直到日治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国政府兴起为止，华人在南洋
各国之间自由迁移。有不少人因为新加坡的就业条件比较好而留下来，为新加坡注
入了另一批人才。
最聪明的女性没结婚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
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
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件
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他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
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
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
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
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件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
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这些孪
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度带大，他们
在词汇、智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
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
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
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
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件生育两个或更多子
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
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