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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听说我搬进了大院，主动来看望我。他们的名字叫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他们热情诚恳、慷慨义气，帮助我解决了很多困难。例如：我的视力不好，不能誊清我向各有关单位写的100多份申诉材料，都是由马长辉同志代我誊清的。他白天上班，夜间誊写，每次都按时写好，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刘汉如两同志经常帮我料理家务活，如换煤气、买蜂窝煤、送文件、看病等等，从不嫌麻烦。赵端钧同志的爱人杨同志，每逢过节，总是约我到她们家改善生活。刘汉如看到我在小屋里蒸窝窝头，转身献出去买回一饭盒包子来……。这是我回到北京结交的几位青年朋友。有一次我到北京陶然亭甲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上访，遇到一位全超凡同志，他看我视力不好，主动帮我填写了登记表，并把我送回我住的地方。以后他多次协助我到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上访，对我争取平反，起了积极作用。
1977年暑假是打倒”四人帮“后高等院校第一次恢复统一招生。有七八名高中毕业生来找我给他们辅导功课，结果有6名考上了大学。我还修订出版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物理部份）。
九、中央总书记为我雪沉冤
1．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给我指明方向
国家”宽大释放“了我，并且给了我公民权。我在社会上，应该和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政治待遇。但事实不然。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那种极端”唯成分论“流毒，我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例如，在我搬进交道口东大街96号大院之前，有关单位派干部，到那个大院做了安排。他们对者住户说，有一名”老右派“、”国民党少将“、”特赦释放的犯人“，要搬到那间小空房里住；你们要提高警惕，划清界限，”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政治压力，使我如重负在肩，喘不过气来。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11号文件。其中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分子“固然感到高兴；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例如我本人每月仍然只拿18元生活费，不能恢复工资待遇。社会上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有人说：右派问题是个实质，不肯定是否划错了，只是摘掉帽子，并不能改变其实质。所以他们把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叫做”摘帽右派“。
197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55号文件。其中宣布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的政策。这是一个彻底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重要文件，使我受到鼓舞。我决心根据党中央的这个政策，争取改正错划我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找谁改正呢？问题是中国人民大学搞错的，我当然要先去找中国人民大学。我第一厂次往访中国人民大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得已，我去拜访成仿吾校长。成老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说，我把你的报告转给人事处。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复校，正在从各方面向回调人。我想我的”右派“问题和工作问题，可能同时得到解决。
过了几天我到人事处去询问处理结果。一位干部回答说：你的报告转来了，但成校长没有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无法处理。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1978年12月22日，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其中决定：对冤假错案采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予以平反。学习了这个文件，我精神振奋！我决定依据这一英明方针，上访中央组织部，请求恢复我的党籍，平反我的冤案、错案。
2。 上访中央组织部
12月25日，我到中央组织部信访处接待站上访。那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我领登记表时，干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明葛佩琦。立刻有几位上访人员围拢上来，问长问短。有一个人说：没想到你还在人间！干部发给我一张登记表和一个接谈号码。按这个号码，我须等到第三天，才能被接待谈话。有一位上访人员对我说：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换号码，你先去接谈。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和他换了接谈号码。当干部收到这个号码时，我把号码和我填好了的登记表一同交给了干部。干部看了看登记表，并问，你是1957年的葛佩琦吗？我说：是。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心中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的”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受歧视吗？过了一会儿，那位干部又叫我进屋。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旁边的上访人员有些奇怪，他们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指派到后门（信访处）接见，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有人接话茬说，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
我到了中央组织部前门传达室。这是两间座北向南的房子，光线充足，室内清雅，东头摆着一张办公桌，周围摆着沙发椅子。传达室的同志和颜悦色，彬彬有礼，让我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她一面请我坐下，一面打电话。约有10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干部，请我到了会客室。先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问了我的住处和简单情况。她说：领导接见你，但今天领导开会去了；请你后天（12月27日）上午来吧。
12月27日上午8点，我到了中央组织部。经过电话联系，王子冀同志接我到了楼上会客室。他说：宣教干部局郝局长接见你。等候片刻，郝局长来到会客室。他一进门就和我热烈握手，并称呼我为”葛佩琦同志“。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干部称呼我为”同志“，我心情激动，感到温暖！唤起了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光荣感！因为在监狱被关押的人，不准称呼”同志“。偶而不慎，称呼”同志“是要受到批评的。今天来到党中央组织部，获得如此荣誉称呼，我感到这是对我的政治关怀，解除了我多年由于在政治上受压抑，形成的自卑感。
郝局长询问了我是怎样出狱的和回到北京的情况之后，他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怀，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我陈述了我的历史经历和蒙冤情况之后，提出三点请求：（1）请求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2）请求改正错划我为”右派“的决定；（3）请求彻底为我平反冤案。郝局长说：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写给我一份材料，我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予以处理。他并说：你最好先要求改正错划右派，因为不改正错划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又问：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无人提出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郝局长说，这个问题也要去问人民大学。
过了1979年元月不久，我将写好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组织部郝局长。
1979年4月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询问对于我的”右派“问题的处理。见到了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他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进行复查。我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了我的”发言“，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即向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出的我的那个”发言“，与我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我于6月9日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予以更正。按中央宣布的政策，我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他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1979年U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派人给我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由于根据的仍是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因此《复查结论》还是说我”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我当即表示：我不同意这个”复查结论“，我要继续申诉。
第二天我拿着那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到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律师问我：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你是否在报纸要发表的那个稿子上签过字？我说，报纸上刊登我的那个”发言“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没有见过那个稿子，当然我也没有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的那个”发言“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