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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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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你们要好好学习。 
  12月13日下午,又召开了全体来太原学习的人员的大会。劳改局的王书记在会上总结了大家对形势学习的情况。并宣布:政府即将对你们进行宽大释放。大家掌声雷动,欢欣鼓舞,喜形于色!王书记随即宣布了几项政策,(1)除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外,被宽大释放的人,凡是有家可归的,都可以回原籍。(2)无家可归的,由政府分配到劳改就业单位就业,享受国家职工待遇,3个月以后定级。(3)要求回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人,必须具有下列三个条件:第一,原职务级别属于国民党少将以上或伪省政府、伪省党部委员以上;第二,在要去的大城市内必须有常住户口的直系亲属接收;第三,必须得到要去的大城市公安局同意。(4)愿意去台湾的,政府提供方便。会后,劳改局给来太原学习的人,换发了新的被服。 
  12月15日上午,宽大释放大会在太原寨沟煤矿大礼堂举行。主席首先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根据这一决定,现在宣布:对你们全体人员予以宽大释放。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在这次大会上,得到宽大释放的约有七八百人。发给每人一张宽大释放裁定书和一张入户证。我以“国民党少将身份”,也领到一张宽大释放裁定书和一张回北京的入户证。裁定书上写明予以公民权。最后,有一位省级领导讲话。他首先向大家致贺,并宣布发给每人人民币100元,作为零用。大家鼓掌表示欢迎。会后,政府招待全体被释放人员会餐,每10人一桌,每桌有一位干部作陪,饭菜丰盛,气氛融洽。下午,全体被宽大释放人员,由石碴场监房搬到了场外新搭起来的几排活动平房,完全脱离了监狱生活。不久,又搬到了寨沟煤矿新建成的干部宿舍。 
  3 回北京 
  被宽大释放的人员,一批一批地走了。有的由家属接走了,有的出干部送走了。到1976年春节之前,山西本省的被宽大译放人员,绝大部分都走了;外省的宽释人员,也相继离开太原。根据劳改局王书记在大会上宣布的政策,和我本人所具备的条件,大家估计我会是第一批回北京的。但北京的被宽释人员,已经走了几批,劳改局的干部还没有找我谈回北京的事,我有些不解。我到劳改局询问原因。一位科长说,早已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至今尚未接到回信;我再向北京打电话问问。问的结果是:我的原工作单位已经被撤销;没有接受单位,难以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所以北京有关方面不同意我回北京。 
  几经交涉,由我女儿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我回到北京之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有关方面才同意我回北京。山西省劳改局派了干部和护士各一人,于1976年3月26日,把我送回北京,住在崇内旅馆。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他说:原准备把你安置在山西。由于你女儿的要求,才同意你回北京;住房由你女儿解决,你每月可以到东城区街道办事处领生活费18元。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女儿。不久,我女儿和我儿子来到旅馆。那位干部对我女儿说:你去叫一辆出租汽车,把你父亲送到你给他找好的住处,汽车费可以到公安局报销。我和女儿上了汽车,一直开到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我女儿在这里给我向一位农民朋友借了一间房子,“我侄女正在给我安置床铺,这就是我回到北京的新居。 
  当时,摆在我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即户口、粮票、住房。那时的北京,还是”四人帮“统治的天下,事情很难办。我拿着山西省公安厅发给我的北京入户证,到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的户籍员问:你住在什么地方?门牌是多少号?我说:我前天刚回到北京,暂时借住在朋友家中,我自己还没有住房。户籍员说:户口、户口,必须有住房,才能报户口;你还没有住房,没有门牌号数,我们无法给你报户口;你先到房管局租房子去吧。我到了房管局,要求租房子。房管员说:你拿出户口本看一看。我说:我刚回北京,还未报户口。房管员说:我们是北京市的房管局,你没有北京市的户口,即使有房子,也不能租给你。我拿着太原市粮食局发给我的转粮食关系证明,到北京市粮食局领粮票,粮食局的同志说得更干脆:你先拿户口本来领粮食本,再拿粮食本领粮票。我住的郊区农村,离城约有20里,我的视力又不好,为了解决这三个小问题,几 乎每天都要克服困难,跑个来回。我上访过北京市政府、市公安局、公安局东城分局、交道口 派出所、市房管局、东城区房管局、交道口房营所、市粮食局、东城区粮食局、街道办事处等等机关。费时三个多月,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后来,我听说这次宽大释放原国民党在押人员的文件,是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公安部发出的。于是我到中央统战部上访。接待的同志说:我们统战部只管政治,关于生活安置问题,由公安部和北京市负责。我又到公安部上访。我说明来意后,接待的同志说:政府既然让你回来,北京市就得让你吃饭,不管别的问题怎样解决,粮票问题总得先解决。他要我写了一份材料,由公安部转给北京市公安局。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北京东城区区委统战部上访,谈了公安部的意见,要求解决粮票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负责人于水旺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接受我的要求。他当即打电话给公安局东城分局,建议每月先借给我粮票,以便生活。东城分局同意了。我到该分局见到一位魏同志,他约定9月10日陪同我到粮食部门],办理借粮票手续。9月9日,毛主席逝世,北京各机关都忙于办丧事,我的借粮票问题也延期了。9月下旬办妥借粮票手续,每月可以从北京东城粮食局借到粮票28斤。每月18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和28斤粮票,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的唯一生活来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形势开始好转。东城区委统战部与东城分局研究决定,给我单位户口,报在我女儿的住处。这样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我成为北京市的正式公民。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住房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虽然已经和房管所联系了关于我的住房间题,我自己也多次往访房营所,回答总是说:没有房子。1977年1月8日,我写了一封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信,寄给了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同志。信中谈到我当时的困难处境 我回到北京将近一年,仍流落在京郊农村中,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邓大姐把我的信转给了东城区委。2月下旬,东城区委统战部通知我去看房子。这是一间8平方米的小平房,座落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96号的大杂院内。我到房管所办了租房手续,于1977年3月8日,搬进这间小平房。我命名这间小屋为”九六陋室“。虽然是陋室,却是我的发祥地。我读书、睡觉、做饭、写申诉、接待新闻记者…都在这间小屋里。我在这里向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单位写了100多份申诉(其中包括胡耀邦同志批的那封申诉信),接待了几位新闻记者,我的冤案便大白于天下。我在这间小屋里还辅导了6名高中毕业生考大了大学;其中的一名还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学位。 
  现在介绍一下大院的情况。这个大院共住了16户,有14户是工人家庭,有一户男的是中学老师,女的是工人师傅,他们对我都很照顾。特别和我住隔壁的李学俭师傅,他是河北省吴桥县大,在南口暖瓶厂工作。他看我生活困难,主动要借钱给我,我婉言谢绝。安炉子、挂蚊帐等我做不了的家务活,他主动帮忙;他家改善生活,他的老伴赵同志总是送给我一份。当时我的视力很差,烧蜂窝煤对不上眼;他女儿炳芬、儿子炳洲、炳海轮班给我生炉子、封炉子。大院内没有厕所,要到大门外小胡同上公共厕所,晚上我看不见路,由炳洲或炳海领着我去。张梅芬同志是大院里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她参加街道工作,常动员我去听政策性的传达报告;我有病住医院时,她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师傅带着水果去看我。大院附近有三位青年工人,听说我搬进了大院,主动来看望我。他们的名字叫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他们热情诚恳、慷慨义气,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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