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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毛泽东长期以来对莫斯科的指手划脚阳奉阴违，甚至于对抗，所以苏联斯大林也对中共放心不下。毛泽东1956年4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满地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中略）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０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尽管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在1949年初对秘密来华会谈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强调中国新政府将是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有多党存在的意义；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也向斯大林介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异同点，中国新政府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但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怕中国变成“南斯拉夫第二”的担心并没有消除。
斯大林对中国疑心重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由周恩来组阁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成员的构成特别是对民主人士的优遇是让苏联人担心的问题之一。斯大林认为联合政府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建议中共尽快实行普选，组织一党的政府。
组成联合政府，不搞一党制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反对国民党独裁而提出的颇具赢得人心效果的方针，当时国民党受到美国压力，共产党也受到苏联压力，双方都有让步。其中周恩来为统战以及中国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深得各方人士赞扬，连马歇尔将军也承认：“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马歇尔使华报告书》408页）。新中国成立时，政治协商会议中非共产党人士相当多，这当然和周恩来的安排有关。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中共代表为朱德，刘少奇，高岗，其余三位为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五十七位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二十七人；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十五（二十一）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九（十一）人；三十四个部级单位中，有十五个正职让民主人士来担任。总之，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在新政府中的比例几乎和共产党旗鼓相当。他们的入阁给新政府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可能形成对共产党的监督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国旗、国歌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民主人士的提议，如周恩来原先考虑照顾人民传统和习惯，许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后面加注“简称中华民国”，在民主人士马叙伦、陈叔通等的反对提案下，又广泛听取了辛亥革命以来的老前辈的意见，最后在政协会议上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周恩来强烈要求而留下的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当面反对毛泽东同意的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国旗图案；徐悲鸿提议用和《马赛曲》同样激励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深得也在法国留学过的周恩来的赞同。
新中国首届内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基本上是由周恩来负责提出的。虽然有其搞统战的意义，随着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的上升，特别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民主人士逐渐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周恩来确实履行了他在旧政协时对民主党派所作的诺言，考虑安排之周到，使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到）总理啊！”。当时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中又不乏主张和美国搞好关系的人，他们对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也提出过反对意见。建国之初的中共领导，确实显示过礼贤下士的风度。著名妇科大夫林巧稚曾说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起源于和周恩来的最初会面，北平解放后，周恩来会见一批知识分子，有个教授拒绝和周握手，周恩来毫不介意，仍然和大家谈笑风生。应该说，在中共高级领导中，周恩来是最能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原国民党人士、文化艺术界名流保持私人朋友关系的人，同时也处心积虑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努力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本文将在以后介绍有关史实）。性格刚强不好交际的彭德怀对此看不惯，不免口出怒言；想当部长会议主席的高岗向苏联人告状说周恩来是亲美右倾的人，要把周拱下台。
把中国的新总理周恩来说成是中共党内的亲美派，当然不确切。但和美国方面喜欢和共产党人周恩来打交道相反，苏联共产党对新总理周恩来的印象开始并不好，他们应该知道周在重庆和南京时与美国外交官、记者们的友好的私人关系。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前，曾经询问过斯大林周恩来是否要去。1949年12月16日毛在和斯大林首次会谈时，提出要协商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不理解，反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结果双方发生误解，毛泽东坐上了冷板凳整天无事可干，终于对着苏方代表大发脾气，“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西方通讯社也猜测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苏联方面不得不改变主意，以便取得会谈的实质性进展。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周恩来于1月20日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参加中苏首脑高级会谈，当时中共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屈服于苏联压力作了让步，但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抗，周恩来还以国内民主人士的要求为由巧妙地拒绝了苏联方面不合理主张，会谈中中苏双方都有不少误会和不快。斯大林虽然破例出席了中国方面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行的宴会，强化中苏友好的气氛，但也突然提出了南斯拉夫问题，认为南斯拉夫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寓意深长的忠告。2月1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二、朝鲜战争和日内瓦会议中的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问题实际上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中共想解放台湾，统一中国，一直顾虑美国武装干涉。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对台湾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大陆和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政，中国人民自己会解决。周恩来1971年6月21日在同美国新闻界人士谈话时承认，杜的声明“可以说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了对新中国的态度。”言下之意，当时中国对美国总统这个声明是感到比较满意的。（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中国方面强调，如果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不干涉中国内政，中美国家关系就可以建立。）但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却使中美关系改善的局势逆转直下，中国还没有卷入战争前，杜鲁门总统于6月27日改口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护台湾不受共产党军队的攻击；杜鲁门、麦克阿瑟等甚至考虑同意动用蒋介石军队出兵朝鲜，幸被国务卿艾奇逊近乎歇斯底里地反对和危言耸听所阻挠。取得仁川登陆胜利后的麦克阿瑟雄心勃勃，不可一世，无视中国方面的警告，率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接着志愿军赴朝参战，中美终于兵戎相见，两国关系落入低谷。
朝鲜战争爆发无疑是中美关系逆转直下的重大事件。尽管中共领导都认为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备战的实际责任者便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但10月前中共一直没有做出出兵朝鲜和美国军队打仗的最后决定。在内部，中共向政府中的一些非共产党人士通报了可能出兵的意图，黄炎培紧急约见毛和周，认为参战部队使用的“支援军”会让人理解成派遣主体是中国政府，为了不给美国借口扩大对中国的战争，遵循原来避免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本意，建议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毛周接纳了这个意见。9月30日。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