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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的对立，而且也会迫使将来的新政府过于依赖苏联的各方面援助，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周恩来不可能不认识到这点。但要促成和西方国家建交，化敌为友，首要条件固然是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改变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断绝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放弃一切有损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政策，站在平等立场上和我们对话谈判，这样也能促使和说服党内一些同志引起对国际社会中外交问题的重视。
司徒雷登未随国民党政府南去广州的消息传来后，四月中旬，周恩来见到被任弼时从天津调到北平参加团中央工作的黄华，马上要他参加南下工作队，负责接管国民党外交部和在南京的外事工作，并指示可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司徒雷登原为燕京大学校长，周恩来手下许多外交人才如龚澎，黄华，柯华，凌青，韩叙，周南等都毕业于该校。相传国共内战爆发前，周恩来指着龚澎等人对司徒雷登说，这些人都是你的学生，司徒雷登只好尴尬地说，请周先生多加管教。
黄华到南京后，与司徒雷登本人和其中国籍秘书傅泾波多次会晤。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停止对蒋援助，不愿参加中国内战，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新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开明人士参加；他还建议将已运到上海经济合作分署的援华物资如面粉棉花等一俟上海解放后移交中共，黄华表示“粮食棉花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将从国民党手中接收）”。6月6日，司徒雷登提出要去上海和返美，因黄华强调台湾已经归还中国，决不容许国民党政府出卖或外国政府借口对日和约另生枝节，美必须停止援助和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关系，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过去对美国有所谓干涉内政的评论，今天美国更宜慎重从事，不能表明拥护或反对哪一方面，只能取被动态度，等产生了受中国人民拥护的新政府，问题就好办。黄华告诉他，据我个人看法，政协会议可能在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此时双方都处在互相摸底的试探阶段，私人关系亦比较融洽。
6月8日傅泾波对黄华说，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并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否转达意见。黄华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不必顾虑。傅便亮出底牌讲，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美国副国务卿亦来电希望司徒雷登返美前赴北平与周会见一次，了解中共高级领导意见，顺便看看燕大。黄华问有何具体内容，傅说司徒雷登希望美国政府会向中国提供大批借款，进行贸易，帮助中国工业化，并以美国粮食棉花救济华北旱灾区域。黄华表示，美对断绝与国民党关系无正式表示，他个人认为司徒雷登去北平不会得到批准，并以交通不便，婉言拒绝。
黄华当然把司徒雷登的要求报告上级。中共慎重考虑后作出反应，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苇给司徒雷登写了一封英文信，信的签署日期是6月16日，陆在信中说已见到过周恩来，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获当局同意。陆以个人身份邀请老校长司徒雷登到北平看看燕大，是因为司徒雷登常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回燕大过生日。周恩来这样通过私人渠道的联络，既对美国方面的试探作了适当反应，给了美国一个改善关系的机会，同时也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变得名正言顺，堵住美国国会内反共议员的口，让担心中国变成“南斯拉夫第二”的苏联也无刺可挑剔，双方都可以避免外界的不必要猜疑。
6月27日，傅泾波带着陆的信见黄华，说司徒雷登不知这是何用意，要黄华去电问明北平意见。黄华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在6月28日明确告诉司徒雷登，北平已同意他去燕大，他希望与当局会晤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国会于七月底即将休会，时间来不及，同时国会内派别复杂，现在去北平会增加许多不便，他要请示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来决定。
7月2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艾奇逊来电要司徒雷登在7月25日前赶回华盛顿，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要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行前，司徒雷登对黄华表明，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并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表达的对外政策方针感到迷惑不解，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毛在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上讲话申明新中国不关闭同帝国主义进行建交谈判的大门，毛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一边倒，是孙中山先生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底经验教给我们的。（中略）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艾奇逊否定司徒雷登的请求并不是对《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的反应。
按周恩来个人的愿望，新中国应该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特意把与司徒雷登有师生关系的黄华调去南京，和美国大使进行私人接触，当然是以和美国改善关系为重要前提的。利用私人的交往和友谊，是周恩来搞统战和外交的惯用手法。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5年1月曾致函在驻华美军最高负责人魏德迈参谋长，表示了愿意访美的愿望。由于魏德迈不在重庆，他和美国大使赫尔利之间又有代为拆信之约，中共中央的信被赫尔利扣压未报告罗斯福总统，中共方面也未得到美国方面的答覆。后来，美国又支持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进行内战，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中断。1949年4月后司徒雷登虽然多次表示过美国方面的友好信息，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根本性的实际行动来显示自己的诚意，周恩来通过陆志苇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实际上是把球又抛回到美方，检验美方到底有多大决心来和中国建立新关系，1970年代的乒乓球外交也和此有相似之处。正如基辛格后来对周的外交手腕的评价所说：“周恩来知道如何做出姿态使你不能拒绝。”结果美国方面还是下不了决心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犹豫不决，临阵退却，艾奇逊否决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请求，错失和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良机。而毛则在司徒雷登离华后发表了一系列激烈地批判美国的檄文，实际上也是提醒党内国内一部份所谓的亲美派不要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幻想。
如《真假周恩来》一书所说，1949年前后，美国国内确实有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支持中共成为“南斯拉夫第二”。但当时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放弃错误的对华政策，杜鲁门主义要求美国人在全球承担反对共产主义的义务，美国国会内又有一些如麦卡锡、尼克松那样的极端反共议员，和国务院大唱对台戏。当时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所谓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士不少，著名演员卓别麟亦因此不能返回美国。由此可见，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要求和中共建立新关系的愿望在当时国会以及美国对共产主义实行冷战遏制政策条件下根本无可能实现。因此美国国务院内一些在华的中国通回国后都被迫到国会听证会上被追查丢失中国的责任，再也没有被重用。即使象费正清这样的学者都感到政治上的压力。直到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后，周恩来不忘当年老朋友，他们得到邀请又来到中国访问。
关于中共在南京解放后与美国的关系，黄华有「司徒雷登离华真相」一文，司徒雷登也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周恩来邀请他去北平的事。他也没有否认周恩来在此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真假周恩来》一书在「“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一节中作出的推测，“他（指周恩来）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中略）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指美国）建立关系”，说周恩来对关闭中美关系大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纯属无稽之谈。周恩来实际上是作了努力和尝试，没有收到成果的责任不在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冷战也影响了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由于美国对于中国的强大压力，中国也不能不以对苏友好一边倒的战略来解决眼前的困难。但因为毛泽东长期以来对莫斯科的指手划脚阳奉阴违，甚至于对抗，所以苏联斯大林也对中共放心不下。毛泽东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