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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的钱，她一个人更不用想凑钱给巴甫利克治病了。可是这惟一一次就足够她一劳永逸地下定决心：“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必须做事，必须朝前走，不能停止，不能放松，否则永远没有结果。”
她完全独立地说出“瞻前顾后把我们变成胆小鬼，决断的本色在苍白思虑的袭击下黯然淡化……”这句谢克斯皮罗夫式的豪迈格言时只有16岁。
现在她20岁了。她像一挺装满子弹不停射击的自动枪一样，迈向自己的目标。
起床时还不到5点，为了不吵醒房客，伊拉踮着脚走进厨房烧茶。这套房子里曾经住过她的大家庭：父亲、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和她自己。现在只剩下伊拉一个人。从去年起，克服怀疑和恐惧，租出去两个房间，把第三间最小的留给了自己。谢天谢地，暂时一切都还凑合，当然，尽管闹过矛盾。不过，伊拉·捷列辛娜会保护自己，两年的寄宿学校生活教会了她许多事情。
厨房里脏极了——又是沙米尔领来了客人，也是他没有随手收拾干净。伊拉不怕做任何工作，出租房间时就警告过沙米尔：如果您自己清洗打扫，就还是这个价钱；如果要我为您收拾，那价钱就要高一些。他同意多付钱，那也不能弄得跟猪圈似的！一个人应不应该讲点良心？况且，伊拉几乎每天都看见厨房里面乱七八糟，就准备理直气壮地挣那提高的房钱了。只是对第二位房客不方便——他是一位沉默谦和的大叔，很讨人喜欢，不吵不闹，几乎从不带客人进来。即便有客，他们也是静静地坐在他的房间里聊天。他甚至连伊拉的餐具都不动，他自己带有餐具，还自己清洗收拾。总之他是个爱整洁的人，虽然同沙米尔付一样的房钱，却从来不用在他的身后收拾打扫。
幸好，今天是沙米尔在这里住的最后一天。晚上就走，说是回老家去，好像是在莫斯科的事情都了结了。下一位房客说来就来，一个星期前，沙米尔领着他来过。伊拉不太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这无关紧要，沙米尔及沙米尔之前的穆萨她也都不喜欢。她照样生活，家具完好，也没有把房间烧了。他们准时付房租，从不要赖。万一发生公共危险，只要跑去叫弗拉迪克大叔就行了。
很快地洗了把脸，伊拉就着茶抹上便宜的人造奶油吃一块黑面包，套上一条旧训练长裤和长袖衫，出门去扫街。打开房管处放扫帚、铁锨和刮铲的储藏室门，她发现她的扫帚没有了。恰好是她的扫帚，那把她比照自己的身高精心挑选，用了很长时间，磨光了把，还做了适合她的小手的把套的扫帚。
“这群母狗！”伊拉恨恨地低声埋怨道，“可恶的母狗，连一把扫帚也偷，等我弄清楚是谁干的，我要把她的眼珠子抠出来。”
当然，这是游手好闲的塔尼卡捣乱，对这一点，伊拉毫不怀疑。去她的，没什么，她同她会算清账的。有塔尼卡热泪长流的时候。连跟她在一起的那个野汉子一道。他们想白捡一套房子，作为管院子的人，却横草不拈竖草不拿。他们俩三天来一趟，扫帚动半下，就跑回家了，可路段就那样撂着不扫。伊拉请求过把那段路固定给她，给她加一份工资，她可以在早晨4点钟上班，清扫两个路段，这比强行派别的人做完塔尼卡的工作好。可是，如果照伊拉的建议办，就不得不解雇游手好闲的塔尼卡，并且把她撵出宿舍。自然，除了塔尼卡本人，大家都赞同这个决定。她的姘夫暗中打发自己的那帮狐朋狗友——一群长着无耻嘴脸拿着橡胶棍子的种牛，他们很快便找到环卫部门的上司解释，如何如何不能把塔尼卡赶出宿舍。上司睁只眼闭只眼，放过了塔尼卡。而伊拉面对他们的彬彬有礼倒没什么事，她每次一碰到这个女人，必定当面对她说怎么看待她。而塔尼卡，这个浑身挂满金链子的30岁的丑姑娘，也以牙还牙，简而言之，她们干了一仗。这不，还把扫帚偷走了，这个母狗……
扫完街道，擦完十六层楼梯，伊拉跑回家冲了个澡，换好衣服。同时决定打个电话。
“弗拉迪克大叔，我是伊拉，您好。”她一口气说，连跟人说话也是黎明时工作的速度。
“你好，”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回答，“怎么样？”
“挺好，弗拉迪克大叔，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新房客。”
“俄罗斯人？”
“不是，是沙米尔的朋友。”
“明白了。你能来一趟吗？我想同大家商量一下，让他们看一看。”
“好的，5点钟以后，行吗？”
“行。5点到5点半之间你来电话吧。”
“我会打的。谢谢，弗拉迪克大叔。”
“再见。”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电话里笑了一下。
伊拉·捷列辛娜曾经是斯塔索夫①的邻居。当时，斯塔索夫娶了玛格里特，同她和女儿莉莉亚住在索科尔尼克。离婚之后他回到了自己在切列穆什卡的革间宿舍。捷列辛家发生不幸时，他们住在同一幢楼里，所以一年前伊拉突然给他打电话，对斯塔索夫用不着多做解释。他一听就能明白。
①弗拉迪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昵称
伊拉第一次打电话就是为了商量一下。她说，她决定接收房客，急需用钱，但是又担心。斯塔索夫是个当了二十年侦查员的民警，他不同意，用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愉快来劝阻、吓唬她。一个19岁的年轻姑娘，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旦有什么事情可没有谁来保护她。但是伊尔卡主意已定。她需要的不是出租还是不出租房间的建议。她需要的建议是，如何防备这类不快。
按照斯塔索夫的意见，原则上不可能避免这些不快。不过，他还是给她出了几个主意，照着去做有可能减少危险。当时他建议她事先调查清楚未来房客的情况。伊拉对此有所准备，她同意了，并且如前所说完全照办了。第一个租房候选人是一个正在被侦查的罪犯，斯塔索夫领着伊拉到彼得罗夫卡给她看了一堆画册、照片和判断意见，两天后被侦查人被拘留了。自然，还得使这件事情在任何人看来都与一个年轻的扫街女工没有关系。对下一个候选人，斯塔索夫在经过详细调查后认为“良好”，为防万一，再次警告说，这种企图是危险的。并让伊拉坚决保证不通知斯塔索夫就不能接收房客。
现在，弗拉迪斯拉夫已经不在民警分局工作了，领取了私人侦探执照，负责“西利乌斯”影剧院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是他在彼得罗夫卡和内务部仍有朋友，这些朋友都乐于帮助调查伊拉·捷列辛娜的房客。事前暗中保险，总比事后为女房主收尸好。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和好友不少，但是，最糟糕的是，他们都有儿孙，儿孙们完全有可能听说一位独居的上了年纪的太太毫无防备的家里保存着贵重物品。尤里·科罗特科夫同侦查员奥里山斯基一道负责组织鉴定油画和钻石首饰的真伪，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像个不爱动的人一样，摊到向认识死者的人询问的差事。
通过这些询问，可以勾画出这位74岁的妇女风风光光的一生。她的一生是愉快的。1941年卡佳19岁时，未婚夫上了战场，1943年他牺牲了。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个矫型外科医生，姓施瓦伊施泰因，在医生反革命案中被捕，经受不了监狱看守的虐待死于牢房。第二个丈夫死于车祸。第三个丈夫前面说过，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人，她不得不同他离婚。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确实没有孩子，这一点女难民邻居没有说错。她患有一种妇科疑难病。
换了另一个女人，可悲地失去一个未婚夫和两个丈夫，不知因为什么过错受到不能生育的惩罚，一准会认为自己命运悲惨、生活坎坷。然而这不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甚至难以想象有比她更乐观、更愉快、更友善的人。在她有生之年的交际圈子中，经常有作家、诗人、美术家和演员，她出席所有的首映式、画展开幕式和诗歌朗诵会，近年来更是不漏掉一次剧院老演员俱乐部组织的活动。虽然她从来不是戏剧工作者，许多老资格的演员、导演、舞美都认为她是“圈内人”，因此在总排练时总是邀请她，在首映式上地总是坐在前排，面带赞许的微笑，手捧一大束鲜花，好在落幕时献给他们。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合法婚姻的间隙，她同当时几个颇有名气的人之间，发生过几次轰劝一时的罗曼蒂克，这几次恋爱的结局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