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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这样，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关于这幅画我们会查清楚的。而那些珍品呢？”
“都在，一件都不缺。您知道吗，简直惊人。卡捷琳娜有一批精美的祖传首饰：钻石、祖母绿、白金。一件就值多少！然而这些东西却一件都没有拿走。”
这倒真的是奇而又奇了。为什么当时五斗橱的抽屉全都被拉开，东西散落满地呢？显然是找过什么。既然不是找贵重物品，到底要找什么呢？罪犯为什么没有拿走贵重物品呢？贵重物品很多，又都放在显眼的地方，他肯定看见了，甚至也摸过。究竟为什么没有拿走呢？
必须赶快再找到一个仔细看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东西的人。不能排除，她的前夫发现了失物，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挑明。
在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的一本用药房松紧带穿着的记事簿，里面夹着许多滑脱的纸片和名片，鼓鼓的。侦查员的任务极其明确：从死者的熟人中找到一个能对她拥有的贵重物品提出肯定意见的人。这项任务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谈何容易。按照这本记事簿上的姓名一一查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娜斯佳①认真地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一连串的，“去世了……”、“号码转给了其他用户……”、“去世了……”、“去世了……”。
①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的昵称。
第三天，她终于如愿以偿，艺术理论家、彩绘鉴赏家、古玩收藏家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还健在，并且对阿尼斯科维茨的油画及首饰都了如指掌。当娜斯佳拨通他的电话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老朋友遇害的消息，而且还不停地说：
“上帝啊上帝！我一直坚信，她会比我们大家都更长寿！她的身体极好。啊，卡捷琳娜呀，卡捷琳娜！”
“您同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认识很久了吗？”娜斯佳问他。
“一辈子。”贝绍夫立即回答，“我们的父辈是朋友，我同卡捷琳娜实际上是一块儿长大的。我的父亲和维涅迪克特·瓦列里那维奇都是收藏迷。可是我和卡佳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我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藏品并且继续收藏，可以称之为子承父业。然而卡佳对收藏却不感兴趣，这种事情似乎不能打动她。加之女人一般不爱好……她悄悄地出卖贵重物品，靠这些钱过日子。国家给她的退休金很少，我们的博物馆人员不受尊重。”
“那么什么人继承她的财产呢？”
“国家。卡捷琳娜立下遗嘱把一切捐献给几家博物馆。她没有她可以向之托付这一切的亲属。”
“难道没有一个亲属吗？”娜斯佳不相信。
“没有。当然，亲属还是有的，”贝绍夫用发颤的嗓音回答，“不过不是可以把藏品留下的那一类，而是些混吃混喝的人。卡佳虽然没有收藏的嗜好，但是十分清楚她手上那些东西的价值。我指的不仅仅是货币价值，还有最高意义上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她很有教养。”
可以分遗产的亲属。这十分有趣。而且是没有，又不是完全没有，假如他们同谋杀有关系，他们就把珍品拿走了。否则谋杀就失去了意义。也许，有什么妨碍了他们？他们杀死了人，却没能把珍品收起来带走……必须紧紧抓牢那些邻居不放。因为能够在这种场合妨碍罪犯的，只能是出现在门外楼梯上的人。
“请您说一说，伊万·叶利扎罗维奇，遗嘱是怎么写的。我的意思是，是否点明了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后，每一件东西归哪一家博物馆继承？”
“我理解您的问题，”老收藏家点点头，“是的，点明每一件东西时，都有各个博物馆和公证部门的代表在场。遗嘱对什么东西交给推进行了明确的登记。有几幅画卡佳没有写进遗嘱，她打算卖掉它们，靠卖画的钱过日子。”
“后来怎么样？她卖了吗？”
“当然。”
“卖给了谁？您知道吗？”
“什么卖给了谁？是卖给我。她把画卖给我了。它们至今在我的手上。”
“倘若这些钱不够花了呢？”
“我同她谈过这件事情，”贝绍夫点点头，“第一，我从她那里买的那几幅画非常值钱。您也许认为，我利用老交情，从卡佳手上廉价购买？才不是呢！我给的是实价，这一点您可以相信。这些钱应该够她生活许多年。第二，如果钱用完了，她可以修改遗嘱，从遗产中随便拿出点什么东西再卖。”
“您的意思我理解得正确吗？”娜斯佳归结道，“立遗嘱时，所有的贵重物品都经专家仔细验证过，并且确认都是真品？”
“完全正确。”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五年或者六年以前。”
“伊万·叶利扎罗维奇，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是不是担心她会遭到抢劫？”
“这不可能！”贝绍夫肯定地说，“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大概这就是个性使然，”在他们的整个谈话过程中，老头子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一般地说，卡佳从来不担心任何事情。她认为，命中注定的祸福反正摆不脱。其次，我刚才对您说了，她不是特别看重这些收藏品。在理智上她懂得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精神上却感觉不到。因为不是她亲手收集的，她没有投入自己的心力和财力。当然，她的房门包了铁皮，这还是我一再催促她才做的。那些钻石她就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她不适合戴钻石。”
现在，至少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拿出阿尼斯科维茨的遗嘱请艺术鉴定家把遗嘱描述的贵重物品同住宅里的实物对照比较。同时再次鉴定其真实性。因为小偷如果是经常登门造访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家的常客，他有可能以假乱真，伪造某些东西和油画的赝品。这样一来就会弄清楚，为什么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发现不了有东西失窃。
第一个嫌疑人就是收藏家贝绍夫本人。他是这里的常客并且熟悉室内保存的贵重物品。第二个嫌疑人自然就是阿尼斯科维茨的前夫，他也经常来访，也熟知墙上的每一幅画和首饰盒里的每一件珠宝。娜斯佳感觉到，第三位、第四位甚至第二十五位嫌疑人也呼之欲出。只要稍微再挖深一点，他们就会暴露出来。她最不喜欢这种事情。如果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一部分贵重物品被调换了，那么关于谋杀理由的说法也就只剩下一个，只需从一大堆嫌疑人中寻找罪犯就行了，这很枯燥。
假如死者确实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就要思考全新的说法，而且不止一种，这要有意思得多。
她从来没有为几乎不想睡觉吃惊过。从小就是这样。伊拉是个听话的孩子，母亲一说就安静地钻进被窝，不耍小孩脾气，但这并不等于她立即就能入睡。她静静地躺着，然后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到早晨5点钟左右她的眼睛就会睁开。伊拉这么早醒来并不觉得疲劳或者没有睡够。只是她一直就是这样。
发生那场不幸的时候，她才14岁。她被送进寄宿学校上学，直到16岁，然后就开始了完全独立的生活。这种独立生活的意义在于尽量多地挣钱。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的药品和食品要花钱，还有伊拉憎恨的母亲也要花钱。
立法的混乱救了她，使她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工作。早晨5点钟她爬起来，跑步去扫人行道或是铲雪——按季节而定。8点钟擦附近一幢十六层楼的台阶和楼梯。10点半赶到小商品市场去给商贩们送水、送热饭和香烟。下午5点钟市场关闭后回家，上商店、做饭、收拾屋子，一个星期两次去医院看弟弟妹妹，一个月一次去看母亲。晚上10点到12点钟在附近的一个小餐厅擦地板并干完其他的脏活。她没问过自己，能这样坚持多久，她的力气够干多少活儿。她就是这样生活，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医生们都说，娜塔莎和奥列奇卡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是小巴甫利克还可以，不过需要一大笔钱，因为必须做好几次手术，手术费很贵。至于能不能帮帮母亲，她甚至连犹豫都没犹豫过。她早就明白，犹豫是有害的。几年前她从电视上听说，一位著名的青年电影演员得了重病，治病需要钱。电视台向公众呼吁：帮一把，一个人出一点，能给多少算多少，聚少成多……可是演员死了。伊拉总共只想过一次，既然那位电影演员和他的朋友们都凑不够治病的钱，她一个人更不用想凑钱给巴甫利克治病了。可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