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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文汇报》原来并不是一张党报（虽然里面工作的有不少共产党员），是一张接受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报纸。1_9_5_6_年，它被中共上海市委停刊了。可是为了〃鼓励鸣放〃，中共中央 _宣传部又决定《文汇报》复刊，仍旧委托非党员的徐铸成负责。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在我心目中，《民主报》也就是湖南的《文汇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人民日报》办得不好，是〃死人办报〃。但在我心目中，《人民日报》还是办得不错的，至少比官健平主办的《新湖南报》好得多。邓拓的才华也值得佩服（钟叔河便很欣赏邓写女手工艺人〃葡萄常〃那首词，尤其是〃葡萄色紫损红颜〃那一句）。如果说，邓拓都被斥为不会办报的死人，那末，官健平们又算是什么东西呢？既然毛泽东都抬出《文汇报》来，放在比《人民日报》高出一筹的位置，湖南又何尝不可以让《民主报》复刊，和官健平们所办的《新湖南报》比一比呢？
就这样，我们自以为理解了毛泽东的用心，以为他真想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真要提倡辛亥前武昌《大江报》的精神，真会允许《文汇报》这样虽然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却并不充当党的机关报，并不把〃党报〃二字写在额头上，而是以〃知识分子报纸〃面目出现，从而能够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亲切的报纸办起来，办下去的。
这时，又碰上了谭震林到湖南来这件事。谭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到湖南来视察。报社有两位同志去访问了他，跟他谈到办报的事。据去访问的同志回来说，谭老也批评《新湖南报》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报，一个在党外办，唱一唱对台戏。〃
谭震林不是普痛人，他的话当然有分量。这话在报社鸣放高潮中传开了，许多人觉得他对《新湖南报》的尖锐批评十分中肯，其中也包括我和钟叔河。我对他〃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这一点，尤为心动。之后省里开政协会，唐荫荪和我被派去采访，才有我在开头写的那些活动。
由此可见，我认为《民主报》有可能复刊，完全是因为毛泽东（最先）、谭震林（其次）说了那些话。谭震林的话，我想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钟叔河向来比我敢说话，他对官健平们的不学无术确实看不起，鸣放中也讲过些尖锐的话，但还没有直斥其为〃死人〃。钟也向来比我敢想些，《民主报》如果复了刊怎么办，他也比我想得多些，但即使是他，也没有想（更没有说）要和党报〃唱对台戏〃，如谭震林所说那样。
反右斗争对我的打击，给我和我家造成的惨痛，此处不想多说了。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所谓〃同人报集团〃五人，除唐荫荪交监督劳动外，其他四人都被送劳动教养，钟、李、郑三人并被开除公职。当时我正怀着第四个孩子，无法去劳教，遂同钟叔河一道申请回家自谋生活。
孩子落地后，〃苦日子〃很快到来，被迫送到〃国家托儿所〃，后来被内蒙农村一户好心的无儿女的老乡领养，她便是今天湖南日报老干办工作的钟先鲜。钟叔河在七○年又以〃不思悔改，继续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到七九年才平反出狱。我从五八年到七九年的二十一年中，凭双手在长沙市街道工厂里劳动，总算养活了三个孩子，送了钟叔河母亲的丧，保全了这个家。
最令人难过的是李长恭同志，父母不在长沙，未结婚成家，在劳教中又无辜地被判刑十二年，文革中跳岩自杀了。唐荫荪同志直到〃改正〃前不久才结婚，也因积劳早逝。唐心存忠厚，李豪爽直率，二人都热爱新闻工作，真诚于人民的事业。是反右剥夺了他们的青春幸福，使他们和我们天人永隔，言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而究其原因，五七年轻信毛泽东，入其阴谋而不自知，实在是这场悲剧的根源。当然，自己的单纯和幼稚，也要负相当的责任，此〃何必想办'同人报'〃之所由作也，呜呼！
朱 正 丁 酉 年 纪 事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
辛弃疾：《沁园春》
一
1957年，我在长沙新湖南报社，在这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全过程。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斗争对象，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享受了每一只〃老虎〃都享受过的一切待遇：检查交代，批判斗争，不必说了。最难受的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时，从吃饭到拉屎，都有专人看管，比起后来我在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经历，都管得更严厉些。斗了一年，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的材料。于是说我参加了一个〃思想落后小集团〃，以撤职和降一级工资结案。我很觉得委屈，又不敢申辩，就这样心有馀悸的过了几个月。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1957年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我感觉到空气似乎有了一点宽松。《文汇报》复刊了。它连载了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是写苏联肃反的，同我不久前身历的大同小异。《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停刊前不久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驳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可以看出，空气是有了一点变化。同事的脸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 _，有一位大约是做工会工作的同事还要我去申请困难补助。我敬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我的《鲁迅传略》快要出了，将要得到一笔稿费。
3月，副总编辑苏辛涛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兴冲冲地作了传达，还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4月，《人民日报》陆陆续续发表社论，宣传新方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我也感到了一种早春的天气。
5月1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那些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风细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并且规定：〃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 _或者斗争大会。〃还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几天之后，总编辑官健平在全社大会作动员报告，宣布报社开始整风，号召全体人员向报社领导提意见，反对三个主义。内容大体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说的。动员大会之后，即分小组开会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规定了：〃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我不是党员，即根据这一规定提出不参加整风运动。我要报考大学，需要时间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一天晚饭后，文教部同事黎风邀我同去散步，劝我还是参加整风运动。他说，党有决心克服三个主义，希望你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说了：你不会没有意见吧。我说，我只对于把我列入肃反对象有意见。他说，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提往事，不过是说清楚一下事实，并不是对黎风兄有任何抱怨之处，第一，我猜想，他是奉命来同我谈话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间素无恶感（大约这是由他来同我谈话的原因吧），他决没有加害于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没有他的劝说，事情的结局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不久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取消了原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就这样，我就参加整风的小组会了。
那时，《人民日报》逐日详细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新湖南报社的座谈会也从这些报道中受到启发，一些人学着说他们说的那些话，例如外行领导内行之类。在这一方面，他们对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对报纸业务一不懂二不钻，外行得很。徐铸成在《〃墙〃是能够拆掉的》一文中，说《文汇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辑〃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这话在新湖南报引起了共鸣，一些人说，官健平所有的，正是这样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