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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教训，我总认为，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再想一想，多少还有点实际意义。
（六）
思考使人受难，受难又使人思考。反右运动过去三十年了，我总觉得，对中国当代历史上的这个重要转折点，人们思考得嫌太不够了。
新湖南报事件只是反右的狂风恶浪中一滴水珠。但这滴水珠中的内涵如此繁复、驳杂，面对这滴水珠，人们不能不思考一番，当时中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当时为什么要用一种十分残酷的方式，来推行〃外行领导内行〃的既定方针，并把它说成是〃普遍规律〃？为什么有意要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附带插几句离题的话：在反右以后的一九五八年，我看到《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转引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知为什么，我很快就想起了果戈理在《巡按》中借剧中的主角在台前讲的一句话：〃你笑什么，笑你自己！〃当然，在当时，这是〃腹诽〃，嘴巴上是不敢讲的）。为什么要〃枪打出头鸟〃，针对一些敢于思考、敢于发表意见的人们开刀？为什么要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剥夺党员和人民中间本来并不太多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为什么有意无意地鼓动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以及心术不正的人，诸如官健平、孟树德之流出来充当打手？为什么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一种自相残杀的气氛和条件，不鼓励人们在业务和道德上去进取，去完善，而是鼓励一种靠不正当手段，比如，靠〃告密卖友〃之类行径来轻易攫取某种利益？等等，等等。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答案，对于总结历史的教训，进行反思，无疑是有益的。但这就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一时半写毕）
朱 纯关于“同人报”纪念唐荫荪、李长恭两同志
九六年唐荫荪同志逝世，我和钟叔河送了一副挽联，云：
生太不逢时，五七年间，何必想办〃同人报〃；
死只是小别，两三载后，好去相寻〃往者原〃。
〃往者原〃是希腊神话中亡人游宴之所，〃同人报〃则是荫荪和我们夫妇一生坷坎的根源。这副挽联，确实是我们想向荫荪说的真心话。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新湖南报》用一版的大半版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胜利，另一个右派小集团原形毕露这个右派小集团由唐荫荪、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等组成，他们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配合苏辛涛右派小集团阴谋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与民盟右派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同人报〃三字始见于此。反右的主持人将这三个字加上引号，意欲使读者以为这是唐钟郑李朱等人想要〃策划创办〃的一张报。其实，唐荫荪和我仅仅在政协会上采访时，听杜迈之、严怪愚等几位民盟委员谈到过恢复《民主报》的问题。钟叔河、李长恭则因为对当时《新湖南报》的办报质量不满意，提过一些意见不被采纳，发牢骚时说过想离开报社，这时便对《民主报》复刊发生兴趣，表示复刊如果成功，自己宁愿调到那里去。从始至终，我们想的谈的都是《民主报》，从来没有〃策划创办〃为什么〃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民主报》由民盟省委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杨伯峻主持，杨任社长，民盟省委秘书长杜迈之任总主笔，由民盟省委出面，于长沙解放两天后创刊（早于《新湖南报》六天），1950年下半年因经费困难，经中共省委批准停刊。我在《民主报》创刊时，由地下党员介绍去那里工作。停刊后，一部分同志调《新湖南报》（有申亚平、严伯嘉、缪振权……和我），一部分到省政协，一部分到盟省、市委机关。毫无疑问，《民主报》是一张革命的报纸，从来就不是〃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
我参加革命始于《民主报》，从事新闻工作亦始于《民主报》，对《民主报》有感情。《新湖南报》当时办得不出色，〃布告牌〃、〃黑板报〃之类批评声不绝于耳。官健平的不学无术、孟树德的逢迎谄媚，更使我们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觉得难受，不想在这里搞下去了。这时听说《民主报》有可能复刊，我作为《民主报》的旧人，想调回原单位工作的心思确实是有的，但这能说是反共反人民吗？
五七年的省政协会议，开始于五月中，结束于五月底。唐荫荪和我都是《新湖南报》派到会上去采访的记者，和政协委员、民主人士们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乃是我们的工作。钟叔河、李长恭等原来不认识杜迈之、严怪愚等人，这时也一步未到政协会场和委员住所。反右报道中却说：唐荫荪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朱纯一直与民盟右派头子杜迈之等人关系密切。郑昌壬、钟叔河、李长恭都表示要加入民盟。〃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瞎说。至于说这五个人如何研究办报纲领，决定人员组成，策划报纸版面，甚至〃连报纸的出版经费、机器、纸张，发行等问题都作了安排〃，更是弥天大谎，是反右宣传者把我们平日对官、孟办报外行、整人内行，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加以断章取义，夸大渲染而成的。
事实上政协会只开了半个月，月底会议闭幕，唐荫荪知道唐麟（省委宣传部长）答复魏猛克、杜迈之，说要〃集中力量办好《新湖南报》，不必恢复《民主报》了〃。我们这些〃书生空议论〃立刻烟消云散。这短短十几天内，我们五个人都有繁重的采访、编辑、发稿任务，八小时之外加班是常事，我还有小孩和家务，试问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策划创办〃？我们关心的只是《民主报》能不能恢复，即使能恢复，能不能调过去还是个问题。如不能恢复，单凭我们几个，一无政治地位，二无经济实力，三无社会影响，二十几岁的青年编辑记者，要凭空〃策划创办〃一张报纸，岂非痴人说梦？难道我们五个人一个个都患上了妄想型精神病么？
可见，所谓〃同人报〃集团，不过是我（五人中只有我是《民主报》的旧人）从唐荫荪（五人中只有他解放前参加过民盟，解放后加入共青团后已不再到民盟活动）口中得知，民盟有几位政协委员，准备在政协会上提出恢复《民主报》的建议，我们对此感到兴趣。钟、李等人也有兴趣，从内心里希望省委能够接受这个建议。《民主报》如能恢复，我们倒确实想从《新湖南报》调过去工作，如是而已。
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认为《民主报》有复刊的可能呢？
最重要的，不，应该说唯一的原因是：听了三月举行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传达。在我听到的传达中，除了毛泽东的两个讲话之外，还有毛泽东在其他场合对报纸工作发表的一些意见，比如批评《人民日报》办得不好，是〃死人办报〃，表扬《文汇报》办得好，说他自己只看《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最后才看甚至根本不看《人民日报》和其他党报，如此等等。
大家都知道，《文汇报》原来并不是一张党报（虽然里面工作的有不少共产党员），是一张接受党的领导的知识分子报纸。1_9_5_6_年，它被中共上海市委停刊了。可是为了〃鼓励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