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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女贞德”（1412…1431），欧洲战争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把法国从英格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她自言奉上帝意旨，请缨作战，所到之处，军中土气大振，后因伤被俘遇害，年仅19岁。——译者
②指中国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译者
“但是，孙夫人同时具备着另外一些特质，常能帮助她努力克服自己的羞怯……她的庄重是如此自然和确切，简直可以称之为雍容华贵……她还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使她在严重的危险中镇定如常。她对孙中山的忠诚以及她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她能够永远经得起各种考验……死不能吓倒她……贫困和流亡、自家亲属对她的忿怒、世界各地对她的诬蔑也都不能使她的意志屈从于她认为错误的道路。”
希恩然后总结道：“她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这是从真切的意义上说，而不是像头条新闻作者们所希冀的那样只不过制造一个形象。但你必须在认识她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才会认识到在她那完美、纤弱的躯体中所蕴藏着的精神力量。”
希恩的话也许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一些外国人把她描绘成一个凶狠的“布尔什维克的双枪安妮①”固然是荒唐的漫画，她作为一个武装战士的形象——尽管距实际很远——对于中国的被压迫人民（特别是妇女）来说却有着一种十分不同的作用。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回忆说，正是这样一种关于宋庆龄的传说——既令人振奋、又合乎愿望——使她从一个农家姑娘成为一名游击战士。
①双枪安妮是过去美国西部片中的女主角。——译者
在中国，为国家和正义而战的“女英雄”一直是受人们欢迎的古老而有力的象征。有一定史实根据，但加上许多传说的女英雄如穆桂英、花木兰等等，千百年来通过小说、戏剧、民间文艺、说唱（“会走路的、给文盲读的书”），广为传颂。她们的事迹反映出中国妇女所具有的、长期为封建社会所束缚的巨大而活跃的潜力。同样地，官方推行的关于孀妇终身守节的故事则强调了封建社会所称颂的消极的“女德”。在宋庆龄身上，从1925年以来，许多中国人看到了作为一个贞节的遗孀和一个女战士的双重结合，这是为了适应国家的新的要求，是予人印象极为深刻的。
（四）领导妇女运动及伤员救护
古尔德在他的访问记中谈到了宋庆龄在教育和动员妇女以及帮助伤员方面的活动。这些确实是她经常关心的事情。
1927年2月，她作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在武汉创办了一个妇女政治训练班。这个班可以被认为是在广州已经着手的工作的继续和扩充。①随着北伐的进展，妇女运动在国共两党联合主持下迅速发展（同农民运动一样，共产党员担负主要的组织工作）。妇女联合会会员达30万人。在湖南和湖北农村，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汇合成对封建统治的巨大冲击，为北伐的不断取得胜利打开道路。在武汉，在群众收回租界的斗争中，妇联会员（多数为纺织工人）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①文森特·希思着《个人的经历》，第208—209页。
创办妇女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政治领袖以发挥这样的积极作用。第一期学员1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工人，其他是学生，以后还计划推广。训练内容既有理论课程，也有革命实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程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国际形势等。教员主要有著名共产党人张太雷和恽代英①，还有五四运动老战士刘清扬（女）等。宋庆龄有时也去讲课，还担负大部分行政工作。技术课程有宣传工作、战地救护等。学员毕业后被派到北伐前线、医院和农村，把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武汉政府从革命变为反动之后，极大多数学员保持了坚定的立场，有的为信仰而牺牲、有的转入地下或进入游击区②、有的被派往苏联学习，一路上冒险犯难、艰辛跋涉。
①刘家泉着《宋庆龄和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一文是一篇很有用的概述，载《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
②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中央委员。张太雷于1927年底“广州公社”起义中牺牲。他可能是宋庆龄最早认识的共产党人，是在他陪同马林于1922年到桂林同孙中山会谈的时候。恽代英也参加领导“广州公社”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0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931年春为蒋介石政权所杀害。
从广州到武汉，宋庆龄对妇女运动的关注——人们会注意到——已从大学女生转向全体中国劳动妇女。在柏林学生1927年编印的一份简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妇女训练班的她的谈话，后来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在印度转载发表。①她一开始就表达了很高的希望。她带着武汉革命高涨时期的乐观情绪说：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特别是《为女权斗争的战士》、《中国的新女性问题》、反动统治下的“赤色”湖南》等章）记录了一位老练的新闻记者的印象。
“我们的祖母比美国妇女落后五百年，但我们的女儿可以比美国妇女先进五十年。”
她接着把妇女解放事业同孙中山的遗教联系起来：
“孙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不断指出，不仅我国的男人、我国的女人也必须获得自由。他不只是一位政治革命家，还是一位社会革命家，在妇女问题上尤其是这样。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或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为所有阶级和男女两性的自由而战斗。同他一起坐在会议桌旁的总有他的女同事，现在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上，仍然有妇女继续参加……”
她接着说：
“从整个历史看来，中国认识到它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并决心自求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钟点之前的事情。……中国的母亲们发现她们的女儿们有点怪，祖母们则把这些孙女看作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但我们年轻一点的妇女感觉到，在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们的心中也许有一种模糊的对我们的妒羡心理，以及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不敢明说的赞同。”
她把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妇女同她留过学的美国的妇女进行比较，称赞后者的“责任心、严肃性和勇敢精神”，接着说：
“但是我怀疑，美国妇女能否想象得出今天中国妇女运动的规模。我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同许多妇女有过亲密的接触。我看到她们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也看到她们不断鼓动实行‘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但我知道，她们所要粉碎的束缚她们的锁链，比起中国妇女身上的锁链来，恐怕还没有一半粗。……我有时觉得中国妇女要得到美国妇女已经获得的自由，恐怕要过几十年或上百年。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
但在结束谈话时，她表达了强烈的希望。这种情绪是当时武汉——虽然危机四伏——特别是包括宋庆龄自己在内的青年一代的主调：
“但是我错了。我们妇女身上的锁链固然沉重，但在革命的强力打击下，这些锁链今天正在破碎……中国国民革命正在为自由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从而把所有的社会罪恶和奴役连根拔起。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一伟大的潮流之中——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人、男人和女人、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我们曾一度以为我们距离目标非常遥远，但现在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不必一定要像蜗牛一样爬行……”
接着，她再一次宣扬“国民党起草的新宪法”对妇女所作的伟大保证：
“保证妇女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在新的中国，我们妇女用不着为选举权和对自己子女的监护权、为平等公正的婚姻法去斗争。结婚和离婚对男人和女人都将一样。平等的公民权利、普选权和男女相同的财产权将成为我们的革命纲领的基础，就和中国在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享有绝对主权一样。……我们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这意味着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合乎道德的。”
这些话所说的也许更多地是宋庆龄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当时武汉的现实——她很快就将知道这里隐伏着的陷断。她年轻、活泼、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