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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所说的也许更多地是宋庆龄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当时武汉的现实——她很快就将知道这里隐伏着的陷断。她年轻、活泼、乐观，深深感染着西方的民主理想，并且坚信这些理想将在东方的革命中实现、甚至超过。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所写的报道中也有一篇是关于“孙中山夫人为训练女宣传工作者而创办的政治学校”的。①
①据《今天的中国妇女——中国孙中山夫人访问记》，载《现代评论》（英文），加尔各答，1927年7月。文末注明出处“柏林，中国新闻局，转自史沫特莱的德文”。由于史沫特莱当时尚未来中国，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她把这篇文章从德文翻译过来。也可能是这样：访问孙夫人的原来是一个美国人（这一点从她一再把中国妇女同美国妇女相比较显示出来），史沫特莱当时在柏林把这篇访问记译成德文，然后在印度又有人把它从德文译回英文（史沫特莱同印度保持着联系并有密切的政治和私人关系）。这篇访问记的一些具体内容在宋庆龄的《论中国女权运动》一文中都有。此文载于192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广州《民国日报》（在武汉也一定同时发表），并收入1966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第16—17页）。据斯蒂芬·麦金农所著的史沫特莱的传记，在这段时期，史沫特莱在德国已听到了许多中国革命的经验，所以急于在印度发表家的访问记。
章克回忆说，宋庆龄在妇女运动中的态度不只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的——这是思想的核心。她对训练班的学员们说，“我们一方面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对有钱的女人压迫穷苦的女人。”对于那些被卖给有钱人家太太作婢女或童养媳的穷苦女孩子，她竭力声援和帮助她们；凡到妇联来求救的，她总是根据新的法律使她们得到解脱并送她们去上学。有的成为积极的革命工作者。
在另一方面，当她听说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坐公车到汉口最大的英商惠罗公司为她女儿购买豪华服饰却把发票交给公家付帐时，非常气愤。她发怒道，“她算什么革命党？这些人还有丝毫人格吗？”从此以后，尽管陈璧君是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妻子，并且本人也是国民党中执委，宋庆龄同她没有任何来往。
也是在武汉，宋庆龄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并成为北伐军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27年5月，在河南省内发生激战时，她建立起伤兵医院并参加工作。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苏联妇女薇拉·维什尼亚科娃—阿基姆娃①说，从前方撤到武汉的伤兵有8，000多人，运送伤兵的列车在侧线上都停满了。
①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着《汉口杂忆》（英文），纽约《亚洲》杂志，1928年，第794页。
另一位苏联目击者马克·卡扎宁①记述了宋庆龄主持的义卖会。“在义卖会上出售的有吴佩孚将军逃走时留下的书画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收入用于对每天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的救护……＇买主中有＇大腹便便、仪容整洁、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国商人，这些人对古董很识货，也买得起。”这一描写反映了武汉社会的某些矛盾，新的和旧的并存，并且很快就显示出发生冲突的趋向。
①薇拉·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着《在革命浪潮澎湃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俄文），第230页。当时阿基姆娃是中国国民革命军苏联顾问办公室一名年轻的女工作者，先在广州，后到武汉。她是一位敏感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她记下的印象保留了新鲜感和真实性。
阿基姆娃还叙述了另一种集资的办法。宋庆龄曾组织过一次晚会，到会的有武汉党政领导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在内）。表演者中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演员（包括领导人的子女）。后者中有陈友仁的两个女儿思兰和玉兰，她们是用英语演出的。思兰后来回忆道，她们异想天开，“把在伦敦学来、后来又在特立尼达‘炒冷饭’的一些圣诞节上的童话剧改头换面一番……观众对我们这两个小女孩的努力表现出高度的容忍……”
话很轻松，但形势是严峻的。陈家姐妹两人也参加了医院工作。“我们坐在过道里，制作药签和绷带……尽管设备和条件非常原始落后，这里是全省最好的一家医院。起初，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很害怕，但过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
阿基姆娃则观察到宋庆龄在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思想，她能把不支持北伐的个人和组织也动员起来参与人道主义的工作，如伤兵救护。教会办的医院除伤兵救护外，还参加了为伤兵募捐的工作。思兰也提到，“一组美国医生和护士刚到汉口负责伤兵医院的工作。”①她还说，宋庆龄“知道怎样做最合适……（她）邀请了所有外国领事官员”参加一个红十字会办的游园会，在经济上收获不小。美国外交官约翰·卡特·文森特后来回忆说，他当年曾参加这个游园会，宋的美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马克·卡扎宁着《中国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页。
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明确，气度恢宏——预示着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将从事的类似工作。
在武汉的医院里，宋庆龄不但做医疗工作，还做政治工作。在一所医院里，伤兵们用手榴弹威胁医务人员，几乎闹出事来。国民革命军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同宋庆龄赶到医院，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同伤兵们谈话。宋庆龄说：你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很好地关怀照顾你们，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说明了这次北伐对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伤员们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负伤官兵听了之后，深受感动，闹事立即平息。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南京蒋介石方面派人来暗中唆使的，以打击武汉政府。邓、宋的热情和勇气帮助挫败了这一阴谋。①
①参见上引陈思兰著书，第83—84页。
（五）在武汉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汉，同在广州一样，宋庆龄常常同她在国民党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见面①。她也常同中国共产党人见面，其中有些年纪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她同孙中山在日本初结婚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其他有一些年纪较轻、但也是中共的创始人，包括有才华的湖南人蔡和森（1890年生，1931年为蒋介石杀害）、他的妹妹蔡畅、张太雷；还有刘少奇和苏兆征（1889年生，1929年为蒋杀害），他们都是工人运动的领袖（苏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并都参与了最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另外一位有来往的共产党人谭平山，时任武汉政府农业部长。毛泽东她在广州已经认识，在武汉又有了更多来往。
①陈翥云着《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时的一点回忆》，载《邓演达》，第71—76页。陈当时任总政治部卫生股股长兼农民运动讲习所医务主任。
她来往的人中还有苏联人，如鲍罗廷等。
最后，还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记者。宋庆龄在武汉一个日趋繁重的重要工作是为中国革命进行国内和国际宣传，她同革命政府办的英文日报《国民论坛》关系很密切。这张左派报纸最初由陈友仁创办，在军阀统治的北京出版，备受迫害，有一段时期靠一对美国夫妇威廉（比尔）和雷娜·普罗梅帮助支撑。后来，他们把报纸迁到广州，以后又迁到武汉。雷娜成了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她那时约30岁，她的父亲是芝加哥一位相当富裕的犹太人粮食经纪商，她在大学里是一个很出众的哲学系学生，她有许多朋友是激进的、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①。比尔比她大7岁，自学成才。他父亲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德国移民，曾经希望他成为一名路德教会的牧师，但他却成了一名左翼新闻记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及其后的暴风雨年代里，他们在思想上趋于成熟。在武汉时期，他们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写道，“他们向美国发出的电讯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据以制止对华武装干涉。……他们两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与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动以后，他们依然维持这一左派通讯社，继续工作。”在斯特朗看来，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堪与另一美国人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