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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墨水在腿和脚上刺一些字和日期，以便有一天能够把里扣发生的事全部重写出
来．作为对此应负罪责的那些人的精确的罪证。
第二个决定就是去当一名卡波，即一名犹太批人警察。
要下这个决心是敏艰难的。因为卡波就是来回带着他们的犹太同胞去干活，常
常还要带着他们上刑场去的那种角色。此外，他们手提镐把，逢上有德国党卫军军
官在场时，往往还狠揍他们的犹太同胞，逼迫他们更卖命地劳动。虽然如此，在一
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我还是去找卡波的头头申请当一名卡波，这样我就自绝于我的
犹太伙伴们。卡波总是有空额的，尽管有较好的口粮，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免予从事
奴隶劳动，仍只有极少数人同意当卡波。
这里我应该描述一下对那些不宜服劳役的人进行处决的方法。根据爱德华·罗
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万犹太人在里加是以这种方式处决的。当牲口列车把一批新
囚犯运抵车站时，通常大约有五千名健壮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总有一千人左右。
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分散在五十节车厢里的死亡人数才少到有那么三几百。
新来的人在锡广场排好队伍后，便开始处决选拔，不只是从新来的人当中挑选，
也从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挑选。这就是每天早晚要数人头的原因。在新来的人中，那
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妇女和几乎全部儿童，都被作为不宜服劳役的人挑选出来。
这些人靠一边站，然后清点留下来的人数。如果挑剩的有两个人，那就从原有的人
中再挑出两个，这样就等于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处决山”去。这一来便不至
于过于拥挤了。一个人可能经受住六个月奴隶劳动的折磨，再长就很少见了，一旦
精疲力竭，罗施曼的鞭子就会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起初，这些受害者排队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做毕克里克森林，德国人重新命名为霍赫瓦尔德，即“高林”。
这里，在松树中间的空隙地带，由处死之前的里加犹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沟。在爱德
华·罗施曼的命令监视下，拉脱维亚的党卫军在这里用机枪把他们扫倒，尸体就掉
进沟里。剩余的里加犹太人铲上土，盖住尸体，然后在上面再压一层尸体，一直到
沟填满为止，然后再开一条新沟。
每当处决一批人时，我们在犹太区能听见机枪的扫射声。事后就望见罗施曼坐
在他的敞篷车里从山上下来穿过犹太区的大门。
我当了卡波后，我与其它囚徒便完全断绝了往来。我无需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当
卡波，因为多一个或少一个卡波没什么两样，不会使死亡名单有任何添减，但是为
了昔德国犹太人复仇（不是拯救他们），哪怕只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能就会使情
况完全不同。这至少是我对自己一再提出的论据。然而，这是真实原因么？或许我
只不过是怕死？不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后，怕死已不成其为一
个因素了。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灵魂死亡，只留下躯壳为幸存而挣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维也纳运未了一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显然这批人已无一例
外地被打上“特殊处置”的标记，因为这一整批从来没有到达犹太区。我们没有见
到他们，他们从车站直接向“高林”
进发，并被机枪点了名。那天黄昏，四辆卡车载满衣物从山上开来，衣物送到
锡广场以备挑拣。这些东西堆成象一所房子那么大的山丘，然后挑拣分类成一堆堆
的鞋、袜、裤衩，长裤、女外衣、夹克、剃胡刷子、眼镜，假矛、结婚戒指、图章
戒指、帽子等等。
当然这是处决流放犯的标准程序。所有在“处决山”被害的人都在墓边剥光衣
服，随后他们的财物就被运送回来。这些财物经过挑拣分类后送回“帝国”。全、
银、珠宝则由罗施曼亲自监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庄在皮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
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
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
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
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象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
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
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升，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
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
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采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
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
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
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
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
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
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
大部分都一玻一玻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胸
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象旁的人一样，
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
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我听见有人从我后面走近，在车后门的卡波都脱帽立正。走来的人肯定是个党
卫军军官，我也跟着那样做。那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身后的那个人走到前
面来了。他是罗施曼上尉。他点点头让其他卡波继续干，然后用他那双灰蓝色的眼
睛盯着我。我想他无非是见我脱帽脱迟了，那天晚上该要抽我一顿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温和地问道。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说，仍旧站得笔直。
“嗯，陶伯，你似乎有点迟钝。你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使你活泼一点吗？”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判决已经下来了。罗施曼对那个妇女瞟了一眼，眯缝起眼
睛，好象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这时他脸上浮起他那种缓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你认识这个女人？”他问。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她是谁？”他问道。我不能回答，我的嘴好象被胶粘住了。
“是你老婆吗？”他继续问。
我默默地点点头。
他狞笑得更厉害了。“好吧，我亲爱的陶伯，你怎么不讲礼貌呢？把这位太太
扶上车吧。”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动弹不了。他把脸靠近我，低声说： “限你十秒钟，
扶她上去，不然你自己就上去。”
我慢吞吞地伸出胳臂，伊斯帖靠着我的胳臂。
她扶着我的胳臂爬上车去，旁的卡波等着关车门。
她上车后，从车上注视着我，两颗泪珠涌上来，一边一颗，滴落在脸颊上。她
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互相讲一句话。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车走开了；我最后见到的，就是她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试图理解她眼睛里的神色。
是爱还是恨？是蔑视还是怜悯？是迷惘还是理解？
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煤气车开走后，罗施曼仍然狞笑着，转过头来对着我，“陶伯，你可以继续活
下去，直到我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