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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四九养过两个儿子，头奇大，两眼间距远，四肢短小，都是约在三四岁就死了，听人说因为夫妻俩是表兄妹才结出的这苦果。后来又一气生养了三个女儿，怕留不住，就听了算命王瞎子的话，抱到船上，请行船的船家用大碗盛一盛……所以分别被叫做大碗、二碗、三碗。三个“碗”皆水灵活泼，人见人爱，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都在镇上小学念书。只要是晴天，三姐妹放学后，总要去河滩上拾一大捆柴火，有时也会拖回一棵被水流冲下来的枯树。那处河滩是个很美的地方，绿色的草坪覆盖着潮润的地面，赤脚踏在上面软软的，柔柔的。水边茂密的芦苇丛在风中轻快地舞动，发出一种神秘的飒飒声，柔和而静谧，仿佛来自天际。芦苇的下面，清澈的水可以映照出人的影子，里面有灵巧的水鸟快速跑过，和一些游鱼打出的水花。
我上四年级的那一年梅雨初夏，三姐妹在河滩上拾柴时，上游水库放水泄洪，大水突至，卷走了那个有一双月牙似的眼睛的最小的三碗，同时卷走的还有一个摸螺蛳的老头……两天后，老头的尸身在下游一个深水区捞到，但三碗却一直未露面。陶四九和他老婆就站在堤岸边泣血喊，三碗啊，你再不上来，我们心都要碎了……你还要折磨我们吗？据说，话音刚落，就看见一个小小的尸身缓缓地浮了上来。
从那以后，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就不再烧柴而改烧煤了。。电子书下载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陶四九享受起了内查外调的待遇。炉子给封了，打不上开水，好多人家生活大受影响。卖牛肉脯子的根泰大爷领着人找到镇“革委会”，说明陶四九从苏北过来时只是十来岁的毛头小孩子，不可能是逃亡地主和历史反革命什么的。根泰大爷是老军属，两个儿子都在部队当干部，说话有分量。不久，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又生火冒烟，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第二十一章 『挑水老王』王大仁
早先，小镇邮局门前有个代写家书的，叫王大仁。一张放着墨水瓶子的黑旧的小桌，两把小竹椅，对面而坐的，多是些拄拐杖的老头老太和一脸苦相的农村妇女，你讲我写，聚精会神。由于写的大都是山长水远的家书，有时，讲到思念或是伤心处，不免泪水涟涟，王大仁便住笔好生安慰几句。等一封信全部写完，再通读一遍，主顾面露满意之色，点头认可，这才封了信口，贴上邮票，投入邮箱。
“文革”来了，邮局门前不见了王大仁。王大仁胸前挂着打上红叉的木牌，每天早上低着头跻身于街头“请罪”的“牛鬼蛇神”队列中。由木牌上我们方才知道，王大仁原来是个“右派分子”。
家书不让写了，而且勒令必须去干重体力活，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王大仁只得选择卖水维生。王大仁找来几层厚布粗针韧线纳成半月形垫肩戴在肩上，以保护肩头衣服不被磨破，脚穿防滑的草鞋，一根扁担，担着两个水桶，桶里浮块小木板，可防晃动时水泼出。在河沿跳板上取了水，踩着石级，一步一步从河底艰难地挑上来，走完那段水巷子，穿街入室，再倒入用户家后院厨房水缸里。水巷子自河底便由一块块条石铺上来，头顶是人家的楼板，两边窄窄的石墙缝里长满叶片肥绿的虎耳草，阴寒袭人。水巷子名字的来历，不仅仅是因为长年不散的水汽，还因为它是那一截街道上人挑水的必经之通道。
王大仁成了人们口中的“挑水老王”。这样的称呼，或许同我们许多人早年都曾唱过的一首儿歌有关。记得那儿歌是这样唱的：“海螺过江，踩到泥鳅；泥鳅告状，告给了阎王；阎王打鼓，打到老王屁股；老王挑水，挑到你这个小鬼……”我们这挑水的“老王”，不论谁招呼一声，他轻声答应一句“来了”，水桶跟着他一波一荡，水巷子也就有了常年不干的水迹，潮湿地长满绿油油的青苔。有些人家天蒙蒙亮就要用水，所以他的水桶里常年晃动着细碎的星星和月色，也晃动着水巷子里昏暗的路灯光亮，挑水的路显得那幺漫长。“挑水老王”进了人家厨间总是憋住力，水桶里不晃不悠，挑满一口七石缸，地上清清爽爽。“挑水老王”最大的雇主，便是东门巷子口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大灶旁边靠墙一连排开的三口大水缸，一天要挑入十二担水，到月末，按三百六十担水结账。他每次都是一声不响地从陶四九手里接过挑水钱，道声谢，转身就走。
那时，上街头有一对无儿无女的盲老人，“挑水老王”免费给他们挑水。逢上雨季，山洪下泄，水倒入缸里，“挑水老王”就抄起一根打着小眼、内放明矾的竹筒在水缸里一圈一圈地搅着，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很远很远地飘出，混浊的河水慢慢沉淀变清。
挑水最辛苦，除了两肩，就是一双脚，终日踩在湿草鞋里。草鞋和垫肩，最能表达生活的艰辛，它是挑夫和苦力们的身份标志。瘦高个子的“挑水老王”，身子骨本来就不壮，一担水上了肩，两颗眼珠就努力朝外鼓突着，看上去异常吃力。炎天酷暑，挑水爬坡累得满头大汗，背上和胸前的汗珠粒比赛往下淌。数九寒冬，水巷子里结一层冰，湿漉漉滑溜溜的，肩上负着重，稍不小心，就会一步驰出去，两桶水全泼洒光。好不容易从河里挑上来的一担水，也只能换来捏手心里的两分钱。两年不到的工夫，“挑水老王”就肩胛紫黑，四肢乌瘦，身子明显佝偻了下去。
苦撑了两年，那水实在是挑不动了，幸好有个熟人介绍他去长江边一个叫荻港的地方划接江船。那里长江水道虽有客轮通航，但沿途尚有少许停靠站未建码头，轮船无趸船可靠，上下旅客全凭渡船接送。这种船每天专接上下两班轮船，称之接江船。远远地望见客轮身影，等候旅客争相上了接江小船，“挑水老王”同另一艄公划桨逆行，几乎和轮船同时到达停靠水域。接过水手抛来的缆绳，小船迅速靠上大船，旅客先下后上，小船又满载客货划向岸边。风平浪静还好，若遇风浪，艄公吃力，旅客更担惊受怕。为了安全，遇到大风浪，轮船在很远处就鸣笛发出不靠信号，久候的旅客无可奈何。搭帮手的那个艄公便宽慰大家说：“明天再来吧……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老王便望着江面出神，明天……自己会有明天吗？
到了1980年元月，头顶上终于吹来了早春的风。县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了复查冤假错案具体操作的十条政策界限，不久，全县532名右派全部平反改正。“挑水老王”王大仁是最后摘帽解除枷锁的一位，申诉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很快办理了退休手续，并领到了一笔补偿工资。“挑水老王”想奔走相告自己获得平反改正的好消息，可是亲友寥落，往事不堪回首，只得重又回到邮局前代写家书，无奈今不似昔，找他写家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刚好镇上建了自来水站，是一间低矮的房，一窗一门，两根自来水管从墙内引出，管口呈90度垂直向下，“挑水老王”就在房内窗口扭转着水阀卖水。自来水站前排成购水长龙，小点的桶卖一分钱一担，大点的桶两分钱一担。再后来，有人给他撮合了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刚死了丈夫的瘸腿女人。两人合铺盖的那晚，“挑水老王”把自己给灌醉了。喝醉了的“挑水老王”，把一串苍凉的嗓音送入窗外的沉沉夜色里：“我王大仁……一个学水利的……啊，也算和水打了一辈子、一辈子交道……”
何先生早年念过上海一家大学的法律系，可恨的东洋鬼子打来让何先生断了学业。何先生当过两年参议员，后来跟什么有势头的人闹翻，不干了，就在家乡小镇上设帐教起了私塾。何先生大名叫何叙兰，高大板挺的身材，方正的脸，浓眉，上唇蓄着一排深黑的短须，相貌威武，很有几分气势。
那时，镇上有四五家茶馆，每天从早到晚，自耆宿名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