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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的时候咱俩一样高， 你瞧现在。”
“我是女生，长到一米八我就哭死。”
“我女朋友一米八。” “哈哈哈哈，英国女篮的吗？” “《VOGUE》的模特。” 从那时直到现在，我没有再买过一本《VOGUE》。
搬到广州后我十分不适应，听着满大街自己听不懂的方言，很想把他们的舌头扯出来熨平；冬天也只是微凉，还没有穿上羽绒服围上厚围巾，春天就又到了，感觉像凭空丢掉了一个季节；虾饺勉强算美味吧，但海鲜粥，我喝了一口就吐出来。在东来顺一个人守着铜火锅遥望北方， 红彤彤的火苗蹿起来，我那苏武牧羊一般的思乡之情啊，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涮羊肉上。
终于熬过高中三年，我回到北京读大学。用钥匙打开旧屋的门，所有的家具上都罩着白色的防尘罩，地板上一层细细的、亲切的、来自西伯利亚和黄土高坡的粉尘。我对北京的思念终于得到治愈 ——家乡，我回来了。沙尘依旧猛烈，道路依旧拥堵，发小儿们大多都在，一部分在学电影或者音乐，一些人在中青政和外交学院，还有一些人在英国 —— 如果陈言在北京就好了。
他比我大八个月，年级高我一级。我升入大四这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回国。
这下终于完美了。 我心满意足。
陈言的爸爸妈妈给他在央企安排了一份工作。给他接风的时候，我们取笑他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什么都不用做，甚至不用打卡， 他唯一的工作就是领一份高薪。
“你们不觉得心虚吗，我请问？”陈言在英国被历练得喝威士忌如喝水，可是当时也喝多了，满脸酒晕，眼神也迷离起来：“我浪费纳税人多少钱，都是在合同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一分不多浪费，你们呢？”
杨宽舌头都大了，勾着陈言的脖子：“哥们儿，你是不是被傻老外带坏了，你现在怎么这么胸无大志？”
“你别废话，我小时候也胸无大志。” 我在一旁拼命点头。读小学的时候，他跑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问可不可以不加入少先队，他觉得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特别傻；后来老师 要他当小 队长， 他坚 决不肯， 因为他 觉得板 着脸管人 特别傻；再后来要参加初中生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在教室里补课，他在操场上打球打到胳膊脱臼，他说把大好的暑假浪费在什么奥赛金牌上简直傻透了。
作为发小儿中最胸无大志的人，他第一个逃离这个圈子，专心去万里之外吃喝玩乐了。
陈言回国后，他的爸妈曾经十分后悔当初不肯牺牲工作去陪读，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独自放在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简直是把一只饿疯了的羊赶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他毫无生活规律可言，几乎每个晚上都在酒吧度过，七年后他回来，胃溃疡已经很严重了。
接风宴后我送陈言回家。他爸爸的司机在楼下等着。怕他醉后手脚乱动，我把他安置在后面的座位上，自己坐在副驾上。刚刚系上安全带， 他就在身后胡乱喊着：“过来！”
“别让我一个人睡。”他含混地说。 “什么？” “别让我一个人睡！”他大喊。司机吓得立刻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别管他，快走。”我头痛欲裂，只想快点儿把他交到他妈妈手上，回家好好睡一觉。 他还在说着什么，后来也听不清楚了。车停在他家楼下的时候，他已经睡得很沉。 我和司机大叔把一米八八的陈言弄进门，他的卧室在楼上，可是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了。把他在楼下的卧房里安顿下来，我也一头栽倒了。 我想跟司机说扶我起来，送我回家，可是嘴唇白白翕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一阵天旋地转后，我睡了过去。
醒来只觉得太阳穴上像有小锤子在凿，膝盖像被烈火烧过一样又麻又软，喉咙里干渴得冒烟。尽管依然想睡，这样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我强撑起来下床找水。
一推开房间的门，就看到陈言的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茶。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茶”字，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捧着茶海就喝， 喝到元神归位，才规规矩矩地说，“阿姨好。”
尽管刚到9月，天气还热，陈言的妈妈披着一件橙色羊绒披肩，看上去既光彩照人又虚弱不堪。
她曾经是个真正的美人，80年代的电影演员，美得像从老挂历上走下来的人。我小时候曾经这样赞美她，她笑着说：“我拍过挂历呀。”
她给我看保存了二十年的挂历，纸张上贴着膜，因此丝毫没有泛黄的痕迹，但那烫得高高的刘海和毫不矜持的笑容完全是80年代的。照片上她穿着高叉泳衣，双腿修长，脸颊饱满，和眼前瘦弱的贵妇判若两人。
那时候她还未婚，刚刚从表演系毕业分配到电影制片厂，野心满满， 一心要做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也许是时运不济，也许是演技不如人 —— 我没有看过她的作品，所以无法下结论 ——总之她昙花一现。年龄过了二十五岁，走红已经没有希望，她嫁人生子，大概过了两年太平日子， 然后轰轰烈烈地闹离婚，一闹就是二十年。
付师傅
小时候我家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姓付，粤菜和北方菜系都做得很好， 能一手做桂花炒瑶柱一手做宫保鸡丁，长了广东胃的我爸妈和长了北京胃的我对他都很满意。我家搬到广州后，付师傅也要跟去，但我爸爸妈妈一方面决意生活得低调节俭些，另一方面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于是我爸爸推荐他去了一家高级餐厅。他手艺好，人又聪明，很快有了些名气，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担任烹饪比赛的评委。 付师傅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工作，是我妈妈帮她解决的户口，付师傅一家人视我父母如恩人，大学四年里每次我在家里开party，他都亲自来掌勺。
但我对这种报恩的方法并不感激。我希望朋友们在一起开心地聚会， 吃什么并不重要 ——点一些外卖比萨，超市里拖两箱啤酒，只要音乐够合心，朋友够知心，就足够了。可是付师傅像一只热情的蛾子，不管不顾地往上扑。如果我拒绝，他就像影帝一样三秒钟之内双目含泪，脸涨得通红，拉着我的手说：“没有先生提携就没有我今天！”
太肉麻了。 我心里想，那你就快点儿去做事业啊，快去上电视点评节目、收徒弟、出养生书，跟我磨叽什么呀。 可是我很害怕和他讲话。他的脸总是刮得很光，有时候还刮破了皮，露出触目惊心的红肉；他的精神总是很亢奋，情绪又容易激动（我怀疑他有甲亢），脸上混合着精于世故和随时准备提名“感动中国”的天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让我想起清代的太监。
我不喜欢过于热心的人，尤其这热心里还带着奴颜婢膝的感觉。我希望人和人之间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而不是像付师傅这样，永远感激涕零， 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报恩，这有意放低的姿态令我心生戒备，好像《鹿鼎记》里的海公公，随时能从老瞎子变成武林高手，冷不丁给你一招什么的。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地诋毁他。我爸爸妈妈远在广州，我年龄又小， 也许他因此觉得我糊涂好蒙骗？反正每次他帮我张罗完聚会，我一定要他把花费都列出来好照数给他；他推辞一番，然后交给我一个单子，从荤素蛋奶到油盐酱醋都一一罗列，看似诚实透明，但每一样都有水分 —— 一万元的花胶和三千元的花胶我吃不出区别？可笑。
可我从来不揭穿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买清净。 但他报假账的事使我对他有了提防——虽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提防 ——除了厨房，我不想在任何地方见到他。因此在我的生日聚会上， 他频繁地穿梭在客厅和卧室里，又是倒水，又是捧茶，旁听我们聊天， 有时候还接话茬，这使我很心烦。他那颗光溜睿智的大脑门每在我面前出现一次，都仿佛在提醒我他黑了我多少钱。
我不在乎钱，但不喜欢别人以为我是个傻到家的二世祖。
路雯珊
路雯珊。 我讨厌路雯珊，我的聚会从来没有请过她，一次也没有。但她常常出现在我家。她仿佛长了一副顺风耳，哪里有聚会她都第一个知道，并且不分场合和主题地盛装出席。她的衣服都是大牌当季新款，而且几乎不会穿第二次，它们总让我有一种拿放大镜看走线和面料的冲动，好鉴定是不是真品 ——其实无须鉴定，路雯珊家有不止一座煤矿，她几乎是我们中间最富有的女孩，每季都飞到巴黎做高定，但她混乱的搭配总是让那些血统纯正的华服看起来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