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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白露的过去，是穷奢极欲到家徒四壁，是众星捧月到孤独无依。
那些美好的记忆把高贵的仪态注入她的灵魂，在长大后的艰苦和流离中， 她用强大的意志力把高贵留在自己的身体里 ——你知道，人往低处走， 简直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又自由，她可以多么轻易地成为一个邋遢的小市民，或者俗艳的小车模，但是她没有。
我因此欣赏她、敬爱她，并且嫉妒她。有时候我问自己，如果我出身名门、教养非凡，我会不会成为像她一样美好的姑娘？一定会。如果我是路雯珊，有一辈子用不完的财产和一对溺爱儿女的父母，我会不会像她一样嚣张跋扈？有可能。如果我是陈白露，我能不能在陋室里生活得如同身在豪宅？我做不到。
我因此感到自卑。我那时猜想，也许在陈白露眼里，我是一个多么无用的傻瓜。漫漫人生，茫茫人海，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除了带动了一些消费，我存在与否甚至没有意义。
真是太让人懊恼了。 所以当陈白露说我的项链“难看”的时候，我似乎终于找到了攻击她的理由：你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凭什么嘲笑我这个有一匣珠宝的人？ 我那时真是幼稚又浅薄。
陈言
讲一讲陈言，以及我自己。 新学期开学之前的一天，我的好朋友陈言从英国回来了。 我和陈言都是二十一岁，我们相识二十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场景已经无从回忆，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两个月，他刚满周岁。 世间有几人能这样幸运？一个完整的、没有被分割的童年，完全与你一个人度过。我与陈言就是这样的。他后来交往过许多许多女朋友， 读初中时，他的小女友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高中时他去了英国，从那时直到他大学毕业的七年里，绯闻不远万里地穿过英吉利海峡和欧亚大陆， 飘到他北京的家里。
传说他喜欢金发女郎。 传说他高三时的女朋友是《VOGUE》的模特。 传说他大学时交往过六个女朋友，都是足球队的啦啦队长。 又传说，某一任啦啦队长是伦敦某个有贵族血统的家族的大公子的女朋友，被他生生撬过来，结局是那人带了朋友在停车场堵住他，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消息传到国内，他的妈妈心疼得拎起包就要去英国，要和那人打官司，要收买当地黑道为儿子报仇，要陈言的爸爸发动各界的朋友给对方家族施加压力，要得到校方和肇事人的正式道歉——总之闹了个天翻地覆。
他额头很高，显得很聪明；一头卷发，小时候因为校规的缘故，剃得短短的，一丛丛贴在头皮上，活像一只小羊羔；他还有一对雪白的大板牙，整天嘻嘻地笑着，又像一只小兔子。
初三的时候我们分开。那时我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离开北京，他的父母则决定送他去英国读高中和大学。 我祖籍广州，但出生在北京，所以从未把自己和南方那座城市联系起来：我一句粤语也不会讲，爱吃饺子，习惯了在晚高峰时突然来一道交通管制，觉得暖气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我根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突然要我去广州，我大哭了三天不肯答应，一定要留在北京读寄宿高中。
我的爸爸妈妈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我哭得实在太可怕，他们只好说： “反正你留在北京呢，也是不在父母身边，不如你和陈言一起去英国读书吧？”
当时陈言一家人都在我家做客，我两眼红肿，坐在沙发上拼命摇头， 说：“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我舍不得爸爸妈妈。”
陈言的爸爸妈妈立刻顺势夸我“懂事”“孝顺”“还是养女儿好”，又说陈言去英国是他自己提出的，非去不可，而且自己早早地把行李打包好，好像巴不得一去不回头。
陈言坐在我对面，因为不用去学校了，头发长长了一些，又松又卷， 好像一个艺术家；他瞳仁的颜色很黑，眼神忧郁，可是嘴巴依旧嘻嘻地笑着，露出一对雪白的大板牙。
“小兔子，你笑什么？”我没好气。 “我笑啊，女孩就是女孩，你还是乖乖回广州吧，跟我去英国，我肯定把你卖到非洲。” 我甩了个脸色就回了房间，坐在椅子上生闷气，隐约听到他爸爸妈妈呵斥他的声音，又向我爸妈道歉。我对家里的事知道得不多，也无心打听，但那时他爸好像要请我爸帮一个什么忙，所以总是很谦卑。
他爸爸用很吓人的语气大声让他向我道歉，我得意地等着，他一定会来，他很怕他爸。
果然，他苦着脸推开我的房门。“你走开。”我继续发脾气。
他大大咧咧地往我床上一躺，鞋子也没有脱。“拿点儿吃的，饿死了。”
那时候我们在长身体，每天都很饿。 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吃一盒巧克力，我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少女，和一个同龄的男生躺在一起，隐隐觉得不好；可他似乎十分磊落，吃到一块有榛子夹心的，就说：“这个不错。”把剩下的一半塞到我嘴里。
我听着窗下暴躁的蝉鸣，嚼着他吃剩的半颗榛子，心里突然感到无限伤感：很快我们都会长成不得不避嫌的大人，这两小无猜的情景，本来就没有几年的时间可维持；何况他又要远渡重洋，不知道七年后他毕业回国，我们还有几句话可谈？
“你能不能不走？” 他叹了一口气。 我对那一刻的印象无比深刻。十四年，我没听到过他叹气，我甚至没见过他皱一下眉头。他是一个真正的公子哥，一个没有心的人。 但他叹了口气，说：“我只想走得越远越好。” 我仔细听了听门外，四个人的交谈声还在继续，好像在讲什么工程。
我压低声音：“他们还吵架？” “吵，没日没夜。你记得我爸那架瓷器吗，放在楼下客厅里的？”
当然记得。有拍马屁的人给他爸爸“收藏家”的头衔，其实“家”
不一定算得上，但“狂热的瓷器爱好者”是没有问题的。陈言说的那架瓷器是陈列在一层客厅里的一架精品。 “记得。”我说。
“没了。” “卖了？” “呸，你家才卖东西呢。”
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学，爸爸被人诬告 —— 真诬告还是假诬告也无从考证，反正全部财产都被没收了，只剩下她妈妈藏起来的一柜子名牌皮包。她爸爸去了监狱，妈妈没有工作，她们母女靠卖包度日。这件事在同学们中间传得十分神秘，据说其中有一只价值百万的鳄鱼包，那只包全国也没有几个。所以“卖东西”是一个很不吉利的词，象征着家道中落。
“那是？” “砸了。昨天夜里他们吵得很凶，不知道谁动的手，反正我听到楼下一阵乱响，然后两个人都摔门走了。我在楼上看到他们开车去了相反的方向。早晨下楼，满地都是碎片，特壮观。”
我倒吸一口凉气。 “后来呢？” “我叫了一个拍卖行的老板到我家里来，把碎片打包卖了。” “卖了 ！？”
“卖了一万块钱。” “一万！”我闭上眼睛，心里无限惋惜。 “帮我倒垃圾还给我钱，这么好的事儿哪儿找去。”
“你爸爸妈妈没有生你的气？”
“你是不是被家里管傻了，怎么动不动就怕别人生你的气？是他们摔东西还是我摔东西？他们凭什么生我的气？好好的一个家要被他们拆散， 我还没发表意见呢！”
“真离？”我的记忆有多少年，陈言的爸妈就闹了多少年离婚。 “不知道。爱离不离。”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远走高飞，眼不见心不烦嘛。” 他又叹气。
“你应该宽容，”我说，“你应该和他们谈谈，什么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但抽身一走不是办法。你不能不去面对，只想着逃避。”
“你啊，”他扳着我的脸，特别认真地说：“你千万别离开你爸妈，乖乖回广州，做个深闺里的小傻瓜。”
说完他就跳下床走了，我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 我后来果然跟着爸妈回了广州，但不是因为听他的话。在北京读寄宿高中只是一时气话，冷静下来一想，我从小被管束得连骑自行车都不准学，根本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个月后我委委屈屈地上了飞广州的飞机。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去了英国，从此我们分开了。
之后的几年，他每个圣诞节假期都会回国几天，而那是我准备期末考试最忙的时候，只能匆匆见一面。七年里我们相聚的时间不超过十天。 这十天像一卷飞速播放的胶片一样，他个子蹿到了一米八八，跟我讲话的时候，腰弯得像一只虾，嬉皮笑脸地说：“六年级的时候咱俩一样高， 你瞧现在。”
“我是女生，长到一米八我就哭死。”
“我女朋友一米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