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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人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
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
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头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
“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去，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①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
①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八千万人中其余的，像米哈伊雷奇一样，不但没有表示自己的意志，而且丝毫也不了解什么事情要他们表示意志呢！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
十六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辩论是有经验的，他没有反驳，却立刻把话题转移到问题的另一面去了。
“噢，如果你想通过数学的方法来测验国民精神，这当然是难以办到的！我们的国家里还没有采用投票方式，所以不能采用，就是因为它不代表民意；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这在气氛里可以感觉到的，人的心可以感觉到这点，且撇开不提那种在静止的人海中流动的、对于每个不抱成见的人都是明显的潜流；我们且狭义地看看社会吧！知识界各式各样的团体，以前互相仇视得那么厉害，现在全都融合成一片了。一切分歧都结束了，所有的社会机构异口同声说的都是这事情，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自发的力量擒住了他们，带着他们走向一个方向。”
“是的，所有的报刊说的都是一件事情，”公爵说，“这倒是真的。不过这就越像暴风雨前的青蛙了！它们鼓噪得什么都听不见了。”
“青蛙也好，不是青蛙也好，我并不办报纸，也不想替他们辩护；可是我谈的是知识界的意见一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向他的弟弟说。
列文想回答，但是老公爵打断了他。
“提到意见一致，还有些事可以说说，”公爵接过去说。
“我的女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现在当了一个什么委员会的委员，名字我不记得了。总之，那里无事可做——喂，多莉，这不是秘密！——而薪俸却有八千卢布。你们且问问他，他的职务有没有用处，而他就会证明给你听这是万分需要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人不能不相信这八千卢布的用处。”
“是的，他托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差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不满意地说，他认为公爵说的话是文不对题。
“报刊上的一致意见也是这样的。它曾经向我解释说：只要一开战，他们的收入就要加倍。他们怎么能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和这一切呢？”
“有好多报刊是我不喜欢的，但是这话说得未免太不公平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提出一个条件，”公爵继续说下去。“在同普鲁士开战以前，AlphonseKarr①有几句话写得妙极了。‘您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那么好！谁要鼓吹战争，那就让他到特种先锋队里，走在大家前头，带头去冲锋陷阵！’”
……………………
①法语：阿里芬斯·卡尔。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就好看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心里想像着他所熟识的编辑们在这支精选部队中的情景。
“噢，不过他们会临阵脱逃的，”多莉说，“结果只会碍事！”
“要是他们逃跑的话，那么就用霰弹和拿着马鞭的哥萨克放在他们后面押阵！”公爵说。
“这是开玩笑，请原谅，公爵，而且是个不高明的玩笑，”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觉得这是开玩笑，这……”列文开口说，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社会上每个成员都接到做份内工作的号召，”他说。“而脑力劳动者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自己的职责的。舆论的一致而充分的表示是新闻界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二十年前我们是会沉默的，但是现在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为了他们受压迫的弟兄们准备流血牺牲，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
“但是这不单是牺牲生命的问题，而是杀死土耳其人，”列文畏怯地说。“人民流血牺牲，或者准备流血牺牲，是为了他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杀人，”他补充说，不知不觉地就把这场谈话和他专心考虑的思想联系起来。
“什么，为了他们的灵魂？您要知道，这种说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家是很难理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卡塔瓦索夫含着微笑追问。
“噢，您知道的！”
“不，我敢对天起誓，我一点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说，大笑起来。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基督说，”谢尔盖·伊万内奇从他那方面反驳说，他从《福音书》里很随便地引用了好像是最容易理解的那段话，而列文总觉得那是最费解的。
“一点也不错，正是这样！”老头重复了一句，他就站在附近，回答偶尔投向他的目光。
“不，老弟，您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完全被打败了！”卡塔瓦索夫兴高采烈地喊着说。
列文气恼得涨红了脸，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了，而是因为他忍不住又争论起来。
“不，我不能和他们争执，”他想。“他们穿着刀枪不入的盔甲，而我却是赤膊的。”
他看出要说服他哥哥和卡塔瓦索夫是不可能的，而且还看出要使自己和他们的意见一致是更不可能的。他们所宣传的正是险些儿把他毁了的智力上的自豪感。他不能够承认，根据几百个开到京城里来的、会说大话的志愿兵的话，于是几十个人，他哥哥也在内，就有权利说他们和报刊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思想，何况这种思想是表现在复仇和屠杀上。他不能够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他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