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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寻思着有什么话题可以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感到兴趣，可以使他不谈塞尔维亚战争和斯拉夫的问题，那些问题在提到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时就暗示到了，列文问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著作来。
“喂，有评论你的著作的书评吗？”他问。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出这问题的用意，微笑了笑。
“谁对这问题也没有兴趣，而最不感兴趣的是我，”他说。
“您看，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下雨了，”他补充说，用遮阳伞指着飘浮在白杨树梢上的白云。
这些话就足以在两兄弟之间建立起那种倒不一定是敌对的、但却是冷淡的关系，这种关系本来是列文那样渴望避免的。
列文走到卡塔瓦索夫跟前。
“您居然想起到这里来，这有多好啊！”他对他说。
“我老早就想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我们等着看看吧。
您看过斯宾塞的著作吗？”
“不，没有看完，”列文说。“不过，我现在也不需要了。”
“怎么回事？这可真有意思！为什么不需要了？”
“哦，我终于相信，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和他那一流人那里是得不到解答的。现在……”
但是卡塔瓦索夫脸上的宁静愉快的表情突然使他感到惊异，他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心情显然被这场谈话扰乱了，想起他的决心，就不再谈了。
“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要去养蜂场，就到这边来，沿着这条小路，”他对全体的人说。
沿着狭窄的小径，他们走到一块小小的没有刈割的草场上，草场的一边满是茂密的、颜色鲜艳的三色紫罗兰，其中夹杂着一丛丛高高的、暗绿色的黑藜芦，列文请客人们坐在小白杨树林的浓荫里，让他们坐在特地为那些到养蜂场来、但是害怕蜜蜂的客人们准备下的条凳和树桩上，他自己就到小屋里去为大人和孩子们取面包、黄瓜和新鲜蜂蜜。
尽量动作从容一些，倾听着越来越频繁地从他身边嗡嗡地飞过去的蜜蜂，他沿着小路走到小屋那里。就在入口，一只蜜蜂被他的胡子缠住了，发出嗡嗡的叫声，但是他小心地把它放出去。走进阴凉的门廊，从墙壁的木钉上摘下面罩戴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他走进围着篱笆的养蜂场，那里，在割去草的空地中间竖立着行列整齐的、用树皮绳索绑在柱子上的老蜂房，每一个他都很熟悉，它们各有各的记录；而沿着篱笆是今年才入了蜂箱的新蜂群。在蜂房入口，使人眼花缭乱地老在一个地方飞着和盘旋着，有一群蜜蜂和雄蜂在游戏，其中的工蜂总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到繁花盛开的菩提树林中或是飞回蜂房，去采花蜜或者带回来花蜜。
他耳朵里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嗡嗡声，时而是一只忙着工作迅速飞过去的工蜂的声音，时而是一只嗡嗡叫着的懒散的雄蜂的声音，时而又是一只担任守卫的、保护财产不让敌人侵犯的、准备蜇人的蜜蜂的声音。篱笆那边有个老头正在做桶箍，没有注意到列文。列文停在养蜂场中间，没有招呼他。
他高兴有一个孤独的机会，使他能摆脱现实，平静下来，现实已经使他的情绪低落了。
他想起他又对伊万发了脾气，对他哥哥表现了冷淡的态度，而且又轻率地和卡塔瓦索夫讲话。
“难道这只是刹那间的心情，一点痕迹都不留就过去了吗？”他想。
但是同时，当他又恢复了那种心情的时候，他高兴地感觉到他心中起了一种新奇的重要的变化。现实只不过暂时遮蔽了他所得到的精神上的平静；但是那种平静仍旧完整地留在他的心里。
正如同那些蜜蜂一样，绕着他盘旋，威胁着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享受充分的生理上的宁静，强迫他退缩着躲避它们，同样地，自从他上了马车就缠扰着他的操心事也剥夺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但是那也只是在操心的时候才有那种情形。就像尽管有蜜蜂，他的体力仍然毫无损伤一样，他新近领悟到的精神上的力量也同样是毫无损伤的。
十五
“科斯佳，你知道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谁同车来的？”多莉说，她给孩子们分了黄瓜和蜂蜜。“和弗龙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呢。”
“是的，而且还不是一个人，他自己出钱带去一个骑兵连！”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作风，”列文说。“难道真的还有志愿兵们去吗？”他望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眼，补充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回答，他用刀背小心翼翼地从盛着楔形白蜂巢的碗里把一只落在流动的蜂蜜中的活蜜蜂挑出来。
“我也这么想！要是您看见昨天车站上的那种情景就好了！”卡塔瓦索夫说，大声地嚼着一根黄瓜。
“哦，这该如何看法呢？看在基督份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您解释给我听听，这些志愿兵都到哪里去，他们在和谁打仗呢？”老公爵说，显然是在继续谈列文不在的时候谈开的话题。
“和土耳其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镇静地微笑着，他把那只被蜂蜜弄得身上发黑的，爪子无力地乱动着的蜜蜂挑出来，把它从刀子上移到一片坚实的白杨树叶上。
“但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了？是伊万·伊万诺维奇·拉戈佐夫和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没有人宣过战，但是人民同情他们的受苦受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但是公爵不是在谈支援，”列文来袒护他岳父说。“而是谈战争！他是说，个人不经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科斯佳，当心，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我们要挨蜇了！”
多莉说，挥走了一只黄蜂。
“不过那不是蜜蜂，是黄蜂，”列文说。
“哦，好了，依着您的理论呢？”卡塔瓦索夫微笑着对列文说，分明想挑他争论起来。
“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力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战争是那样没有人性的、残酷的、可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了，能够以个人的资格担负起开战的责任；只有负着这种责任，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够如此。另一方面，根据科学和常识，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战争的事情上，公民得放弃个人的意志。”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准备好反驳的话，异口同声地讲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老弟，当政府不能实现公民的意志的时候，那时社会就来宣告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形，”
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显然并不赞成这种回答。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他皱了皱眉，说了一些不同的话。
“你这样说法毫无道理。这里根本没有宣战的问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的表现罢了。我们的同种和信奉同一宗教的弟兄们遭到屠杀。哦，就假定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和同一教派的人，只是一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大家的情绪激昂起来，俄罗斯人赶去支援，好制止这种恐怖行为。你想一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醉汉殴打妇女或者小孩，我想你不会停下来考虑有没有对这个人宣战，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保护被欺负的人！”
“但是我不会打死那个人的，”列文说。
“不，你会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要是我看见这种事情，我可能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行事；事先可很难说。但是在斯拉夫人受压迫的事情上却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冲动。”
“对于你可能没有；但是对于别人却是有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在人们中间还流传着希腊正教徒在‘不圣洁的回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可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